纽约传来消息：年仅三十四、持左翼立场的佐兰•曼达尼，战胜了根深蒂固的民主党建制派，成为这座美国最大城市、资本主义金融之都的首位穆斯林市长。此事为美国公共政治史写下新章，东海岸一片欢腾。胜选现场的一位人士说：“我是一名出生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亚裔美国人，信奉伊斯兰教。看到和我年龄相仿、信仰相同的人，想要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好，我感到非常欣慰。”
真正的领导者，应当运用权力去弥合社会裂痕，让政治理想兼顾社会现实。曼达尼的“纽约公社”能否搞成姑且不论，在民主制度的空间里，信仰与政治身份就这样并存。回望伦敦，萨迪克•汗在二零一六年当选为该市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西方两大都会，现在由两位穆斯林市长管理。在现代多元城市政治中，移民、宗教与世俗政治在城市生活中编织在一起，既产生紧张，亦生出新的公共可能。穆斯林移民之子就这样步入公共治理的殿堂，可惊可思。与此同时，北美与欧洲等地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持续增长，使伊斯兰在西方的存在具有了显著的社会基础。
在穆斯林传统政治地理想象中，把“伊斯兰之域”与“非伊斯兰之域”划分为互斥空间，将“西方”“美国”一概视为“非伊斯兰的他者”，并据此构建对立话语，乱说一通，无视事实的复杂性与大量穆斯林已深植于西方国家的现实。
伊斯兰作为信仰并不按国家邊界与民族标签自我限定，它有着作为天启宗教的普世性。“我的慈悯包罗万物。”（七：一五六）对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信仰的伊斯兰与作为历史性、社会化的群体和政治主体的穆斯林。若不能区分“信仰”与“载体”，不能将伊斯兰从狭隘的民族或派系解放，伊斯兰的普世性便难以在全球多元语境下得到实现。纽约这则政治事例说明，伊斯兰能被开放的宪制与多元的社会结构的国家所承载。制度空间对信仰的开放程度，也就是民主规则，决定了宗教的存在形式。穆斯林个体与社群，能在西方国家寻找生存与再生的路径，或融入公共治理，或专注于信仰生活，或于两端游走。
伊斯兰并非任何单一国家、地域或民族的专属，它在不同国家、社会与文化土壤中呈现自己。穆斯林作为载体，会以国家、民族、派系或地缘政治的面貌来承载伊斯兰，从而把它的普世性限缩为特定政治目的、民族叙事。关于伊斯兰与民族主义、政治化之间日益复杂的交织，学界已有大量探讨。当伊斯兰被过度捆绑于民族国家、政治派系或地缘情绪之时，它就丧失了传播信仰、拯救灵魂的轻盈，成为一种沉重的让人窒息的存在。若说当今对伊斯兰的污名化，穆斯林并不输伊斯兰威胁论者。我们亲见伊斯兰沦为地缘政治与狭隘民族主义的代表，其光华被掩蔽，其生命力被囚限，失其普世光辉。
愿伊斯兰能于诸国间自由行走，在任何国度以其真理救人，不为载体的狭隘所囿。纽约这则政治事例说明，当一个社会允许多元身份平等进入公共领域，信仰就不再是对立的符号，而成为公民身份的组成部分。穆斯林可在多元公民社会，在开放、包容之美利坚大城市，践行信仰，替圣传道。“召人信仰真主，力行善功，并且说：‘我确是穆斯林’的人，在言辞方面，有谁比他更优美呢？”（四一：三三）
愿此光，能在暗处照见更宽广的人间。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