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每个文明体的成员，都爱标榜自己的文明，说它有多么辉煌，多么灿然夺目。关于文明是什么，一篇短文难以尽述。但我们在所生活的时代里，是可以直观感受到文明的气息的。一个社会，抑或一个国家，越能关怀弱势群体，越能远离那种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状态，就越文明。所谓文明，从这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自然状态的克服。在自然界中，弱肉强食是生存的常则，弱者往往被淘汰。而人类社会之所以用“文明”相称，在于它建立的一套超越生物本能的制度与伦理。人的同理心，从血缘宗族扩展至国家，再推及整个人类。换言之，即是权利之普遍化。譬如，当我们将权利赋予那些“外人”，甚至会成为沉重经济与社会负担的难民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文明的体现。难民处在一种权利几近悬空的境地，他们流离失所，没有了国家，因而成了衡量文明的一把好尺子。一个社会面对难民时所展现的接纳，是对其社会组织能力、经济承载能力与文化包容能力的一种极限测试。       近日在德国社会，敝人听到一番振奋人心的讨论——       关于一百二十二万在德叙利亚人是否应当返乡的问题，早在数月之前，便已在德国朝野引起广泛争论。叙利亚临时总统夏拉日前访问柏林，在与默茨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向德国致谢：“你们向超过一百万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敞开了大门。你们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安全感，重建了他们的生活。”默茨则说：“我知道，在德国寻求庇护的大多数叙利亚人都希望返回家园，重建家园。”这位德国总理又称，夏拉已向其保证，叙利亚方面将欢迎这些人归来。目前，德叙双方已设立联合工作组，就医院重建、供水保障与遣返协助等事宜加以推进。德国政府亦已宣布，于今年投入逾两亿欧元，用于修复哈沙卡、苏威达及阿勒坡等地的供水系统，并重建医院及开展职业培训。默茨随后补充称，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在德叙利亚人，应在未来三年内返乡。       在野党绿党对此则予以强烈批评。党主席布兰特纳直言，默茨未回应难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只是“抛出了一个数字”。她指出，许多难民“现在已经深度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关键领域工作。”联盟政府内部亦见分歧。默茨与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均认为，自叙利亚临时政府上台以来，内战事实上已告结束，难民应该返乡；但与默茨同属基民盟的外长瓦德富尔却不赞同。...

      听闻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以职权强迫穆斯林身份的公职人员在封斋时就餐、打断斋戒。说——“2026年2月24日上午，中共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 汉族 ）带领分管教育的宣传部长（ 姓李，汉族 ）、副县长（ 姓陕，回族 ）、县教育局长前往广河中学检查师生报到情况。到了当日中午十二点，中共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 汉族 ）突然要求广河中学新任校长（ 汉族 ）带领该校领导班子成员中所有副科级以上的公职人员和他（ 陈启智 ）一起前往该校食堂用餐。至此，中共广河县委书记陈启智（ 汉族 ）利用手中的职权，在一个回族、东乡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国列贫困县打响了强行让公职人员开斋的第一枪。”——一字未改。       一个人在不伤害他人的前提下，有权决定自己的良心与信仰如何表达。这种人格主权，是现代文明达成的最基本共识之一。如果这个底线被突破，则就不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个国家是否还适合人生存的国家存在意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的法治化起点上，中国于1982年形成了对宗教问题的政策性判断，把宗教纳入国家—社会治理的框架，不再简单地将其视为意识形态之外的存在。中发[1982] 19号文件在当时修复了文革的断裂，打开了宗教有条件复归公共生活的路径。在经历一系列灾难性政治运动后，它是国家正常化的一个好的开始。换句话来说，中国要迈向正常国家，就必须在改革开放的这个法治化起点上，深入地、义无反顾地改革开放下去。也只有这样，国家才有希望，才有存在的意义。       但迈向正常国家的道路，毕竟是伟大的一条路，并不是陈启智这类官员能够走上去的。可悲的是，这类官员却从上至下充斥国家要道，而且开历史倒车。宪法文本上，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被写进了基本法。宪法宣示的是权利的存在与国家不得强制的原则，然而这往往取决于国家如何解释“宗教自由”、“正常宗教活动”、“社会稳定”、“宗教极端主义”和“国家安全”这类高度概念化的东西。宪法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虽在法理上构成了国家行为的约束，但在实践中往往被更强的政治语境所稀释。       在国家机构结构上，近年的体制调整将宗教管理的行政面罩与党的政治统筹更紧密地捆绑在一起。2018年的机构改革，把原有的国家宗教事务管理体系以党内外一体的形式进行嵌入，使得宗...

      孟加拉国临时政府领导人穆罕默德•尤努斯在二月十六日正式请辞。他未恋栈权力，拂袖而归于书斋。虽在情理之中，却于举世喧嚣间，平添了一抹君子之风。这在告诉全世界，穆斯林社会的政治家可以拥有尊严地退出。这种政治文明，是穆斯林一直欠缺的。在达卡那闷热而又充满张力的空气中，他说：“这是解放之日！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一天！孟加拉国人民都流下了喜悦泪水。我们国家的青年将国家从魔鬼的魔爪中解放了出来。”他的神色中，流露出一种带着疲惫的释然。该国民族主义党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党魁塔里克•拉赫曼于二月十七宣誓就任孟加拉国总理。此次选举聚集五十余个政党、二千余名候选人，政治格局空前多元；近一点三亿人参与投票。选举在未发生暴力事件的情况下取得成功，是尤努斯的巨大成就。此外，他在任内力推的《七月宪章》，引入了总理任期限制（ 两任 ）和司法的绝对独立，已于二月十二日随大选通过全民公投获得通过。这份宪章，是他为加强民主而强加给各政党的一系列制度改革措施。       曾几何时，这片土地受困于威权的泥淖，民权如风中残烛。及至七月革命，青年学子冲破积年昏暗。最具备现代意识的Z世代，创造出一个新的政治局面。这群年轻人既有着朴素的伊斯兰信仰，又对现代通讯工具、人权话语了如指掌，对腐败和威权的容忍度极低，从而推动了一个亿万级穆斯林人口大国的政治变革。由此可见，伊斯兰世界政治面貌的改变，青年是利刃。而大学是火种。变革源于未被制度钝化的学生，这种力量的根基是相对完整的大学自治。伊斯兰世界早期的辉煌，亦来自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地位。一个符合伊斯兰价值的国家，必须承认真理不归属于权力，而必须保护大学、司法和民间社会的自治。由是而知，伊斯兰世界的奋起，不始于清真寺的扩建，不始于豪华大都市的建造，而始于一所真正自由的大学教室。       彼时尤努斯临急受命，其角色如一位年迈、睿智的更夫，在权力更迭的黑暗罅隙里，提灯而行，提防权力再度踏毁初生的自由之芽。观其一生，其志始终不在于庙堂，而在苍生身上。他创办“乡村银行”，以非营利微型贷款协助穷人走出贫困。这使他赢得了全世界的肯定，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和十个国家的国家级荣衔，其中包括美国总统自由勋章及美国国会金勋章等。今日的孟加拉，政治的自由虽初露曙光，而民生之凋敝依然触目...

      汉语穆斯林，有将真主第三人称改用「祂」字的。用意或许是要体现真主超越性，表达真主是主，而非某种性别的存在、避开性别分类。觉得使用「他」会让人下意识联想到男性形象，使用「她」则不符合传统表述，就取用「祂」字。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在著述中一般会用代词「彼」，或是将代词直接使用为「真主」「主」。「祂」字，是当代汉语穆斯林对真主的创造性使用。该字，所有权威汉字字典均未收录。按照基督教学者的说法，它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创造的。汉语穆斯林在进入现代语体文时代后，受到基督教中文著述的影响，有觉得该字能完美指称真主者，就采纳了它。       其实，「他」字更能强调真主不类万物，且符合汉语语言规范。古代汉语中的「他」，本意是「他者」，并无性别含义。在先秦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称代词。「他」的本义是「其他」「另外的」。如《孟子》里的「王顾左右而言他」，这里的「他」指的是「别的话题」。《康熙字典》对「他」字定义是：「彼之称也，此之别也。」即犹言彼，与「此」相对，如他人、他日、他方、他山之石、其他。或虚指，如睡他一觉，吃他一顿，打他个措手不及。当「他」作为代词使用时，是不分性别、不分人畜，甚至不分神俗的，在古代、近代泛指男女及一切事物，如他们（可包括男性和女性）、他杀。       在长达两千年时间里，汉语并不在代词上区分男女和神人。在文言文中，表达「他」、「她」和「它」更多使用「之」「其」「厥」「渠」「伊」。这些词在古代文献中，用来指代上天、神灵或帝王时，并没有任何性别色彩。「他」字之所以在今天让有些汉语穆斯林感到困扰，是因五四运动时期的语言改造。当时为了让汉语与西语，如英文的he、she、it接轨，以刘半农为代表语言学者开启了代词大分化。一九二〇年前后创造「她」字，专门指代女性。借用古字「它」，专门指代无生命物体或动物。「他」字虽然保留了泛指的功能，但在书面感官上，它被大大地人格化和男性化了。尽管如此，在现代汉语规范中，「他」依然是作为通用性代词，是能指称包括真主在内的一切的。       关键在于，真主在他的阿拉伯语的启示中，对自己所使用的代词就是「他」。该字，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是经文中的「胡我」（هو）。阿文中的「胡我」同汉...

      读了曹志老师对民宗局「有奖举报非法宗教活动」的法律评述（ 附于文末 ）。在法治一寸寸崩塌时，依然有人愿守在它的窄门前，为人们的私域空间、基本权利呐喊。这不只是在捍卫宗教信仰者的自由，亦是在捍卫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在自家客厅里不被打扰的权利。写这样一篇法理文章，需要多年的修养和彻夜的思考，要极具勇气。虽然看起来文弱，却是最让权力感到不安的东西。写下「违宪」和「违法」，就是对权力进行了一次反向的审判。表明法律不是专属于他们的武器，正义有一个不以他们意志为转移的标准。       文章的立论极稳，运用法律保留原则，指出涉及公民基本权利（ 宗教信仰、隐私、人格尊严 ）的限制，必须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设定。地方局级单位的一纸公告，在法理上其实无权对宪法权利进行实质性的越界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高级的法学批判视角，准确地捕捉到国家法律体系中宗教管理、行政法治和宪法权利之间的深层张力。当行政机关试图通过一份层级较低的公告，将触角深入到私人住宅里的聚会、礼拜时，已是对宪法赋予公民私人生活权利的僭越。若公权力进入客厅，那法律所保护的隐私权与人格尊严将沦为一纸空文。       文章还指出，宗教活动不应被特殊化对待。在行政法中，有禁止差别对待原则。如果同样的非营利聚会，体育、艺术或商业活动无需被举报，而宗教活动却要受严苛的行政限制，这就构成了行政上的歧视。宗教活动，从国家社会视角看，不过是人类在琐碎生活之余，对终极意义的一点向往和摸索。既然踢球、聚餐、谈生意都无需政府事先点头，为何唯独要对宗教信仰搞特殊化呢？法治的精神在于普遍适用与一视同仁，如果行政裁量权可以随意划定某些群体为重点防控对象，那么法治的确定性将荡然无存了。这种针对特定精神生活的歧视，违背了法律的平等精神，是对人性尊严的公然轻慢。宗教信仰是个体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探索，这种探索应当在私域中获得最起码的尊重与豁免。人类文明达成的一项深刻共识是，信仰自由是人类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宗教信仰往往承载着人们对生命意义的探索和道德准则的坚守。       通过有偿举报来治理宗教事务，这在本质上是行政机关将自身的监管职责外包给了普通民众，利用人性中的趋利性来对私域渗透，鼓励人们参与到巨大的非正义中。他们以为，撒下...

      当德黑兰冬日的寒风卷起四十多年前那场革命的残灰时，人们在灰烬中看到的不再是救赎的光亮，而是一道深不可测的裂痕。这裂痕不在别处，正横亘在那个自诩为“真主代言人”的国家机器与它所牧养的万千灵魂之间。四十七载寒暑，一个民族以对伊斯兰的赤诚热忱为燃料，点燃了一场推翻君主制的冲天大火，可当烟雾散去，他们却惊恐地发现，自己并未如约步入人间天国，反而跌入了一场漫长的、由宗教术语和官僚暴力编织而成的迷梦。历史的轮回在此刻显现出它最残酷的一面，当绝望的呼喊声中夹杂着“国王归来”的幻象时，这绝非对旧时代的留恋，而是对现时这种名实相悖的统治的一次集体性、生理性的反胃。 一       这种统治的根源，早在一九七〇年代那些从流亡之地巴黎传回的演说中便已埋下。霍梅尼以一种极其激进且决绝的姿态，将“法基赫的监护”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说，人类的幸福不能仅靠教法，更需要实施教法的强权，而这个强权必须掌握在精通经典的教法学家手中。这在政治上是一次豪赌，他将那个在什叶派传统中本应在末日才回归的“隐遁伊玛目”的权威，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俗身之中。法基赫（ 教法学家 ）从此不再只是解释经典的学者，而成了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带有神性光晕的监护者。在这种逻辑下，国民不再是具备独立主权和自由意志的人民，而成了需要被“监护”的未成年者。这种将国民“幼体化”的政治设计，扼杀了个人自主权和自发秩序的可能性，并在根本上摧毁了国民的责任感与尊严。       第十二伊玛目（ 麦海迪 ）隐遁思想，本是什叶派信仰中一种超然的、终末论的力量。该派正统教义认为在伊玛目隐遁期间，世间不存在绝对合法的政权。乌里玛的角色是社会的道德指南针，而非舵手。这种政治上的缺席实际上保护了宗教的神圣性，使其不被世俗权力的腐败所玷污。霍梅尼的教义跃迁，将麦海迪重返人间的救世权力提前支取到了现世的乌里玛手中。这种激进的行动主义，颠覆了什叶派的底色。当教法学者从释法者变为执政者，他们就必须面对收税、战争和镇压等世俗琐事。学者掌握了坦克和银行，就不会再是真理的追求者，而要成为利益的捍卫者。一旦政策失败，受损的不仅是某个政客的名声，还有那个被他们捆绑在一起的、关于“第十二伊玛目”的信仰，以及“伊斯兰”的教名。       正统什叶派...

      中文群体在讨论美国“斩杀线”。       这个新名词，本是游戏场上的黑话，意指血量一旦跌落至此，便只有引颈受戮的份。人们现在拿它形容异邦的街头，飘飘然生优越之感。然而，这难道是异邦才有的洋货么？翻开墙国这几千年的账本，你会发现，“斩杀线”其实是他们的老土产。不仅有，而且划得极细，极密，横七竖八地交织在每个人的脖颈边。       美国“斩杀线”，据他们的说法，在医疗和账单上，即在经济维度。经济维度的斩杀，固然是水深火热的，但仍可依赖国家的一些法律保障、慈善或社会救济，有通过努力来实现阶层跃迁的可能。实现“美国梦”者有许多，于兹不赘。而墙国“斩杀线”，是多维度的。体制本身就是它的一个死症，构成政治“斩杀线”。那些不愿交出自由的人，会被推至该线。线在这一层面，分割了奴隶与公民。神州大地多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尽数斩于该线，殊堪悲戚。该线，从另一种意义上来说，是体制化与非体制化。凡是不与他们的意识形态相适应者，会被标记于线，打成“国家公敌”。       在人的身份、信仰与族群认同上，墙国有一种更为残酷的划线逻辑。只要人的核心身份，譬如宗教、语言、文化传统，与国家所要求的一致性发生冲突，便会被推至斩杀线。这是民族/宗教“斩杀线”，专门针对那些不愿交出灵魂的人。——阿訇、牧师、方丈必须在讲台上宣讲政策、赞美体制，否则就会被吊销证件，剥夺其职务。这条“斩杀线”，是一道国家权力深度渗透进私人灵魂领域的绞索。       但比这更残酷的，是他们那条划在骨子里的民族主义的血线。它与统治者的统治逻辑合流，在国家造成一种极具排他性的氛围。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老祖宗的糟粕，如今披上了一层“中国化”的新皮，已成了对国家少数群体最锋利的铡刀。一些伪自由派人士，对此满脸堆笑，摆出一副赞许的姿态。在他们看来，若你不读他们的经书，不穿他们的衣服，不跟他们一起做“中国梦”，就会被推至这血线，受到从官家到知识分子的集体的身份暴力。这种逻辑将任何不彻底“汉化”的行为，都视为对国家安全和“大一统”的潜在威胁。这条血线，带着他们对回民、维吾尔人、藏民、蒙古人等少数群体“非我族类”的狰狞。你只要在信仰里还有一点不愿归顺的底色，只要你的语...

      油管博主邓海燕的“史书不敢提的血泪：陕甘回乱始末”，发于一年前，敝人近日才见到，孤陋寡闻了。他认为：回民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屠杀，造成超过两千万人死亡；回民要对战争负责；回教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是不可与文明世界共存的邪教，将其描述为“比某某主义还要危险的文明癌症”。       对于清同治陕甘回民事变，论者已多。       史学家的论述，都没有对回民、回教下这样的负面结论的。吾所谓都没有，就是在史学圈子的历史研究、论述中，没有这样的结论。这些史学家，有大陆的，有台湾的，有日本的，有欧美的，是该学术领域最顶尖的代表，著作繁多，不待赘述。敝人亦对此有过论著。若历史研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则说明历史并非如此，是他信口盘出，随手抛来的。故而，不必在此就这信口盘出的东西打笔墨官司、给予学术性的回应。       邓先生说其史见，史书不提。没有史书记载，足以说明其言论不是历史研究，是非学术性的。无怪乎有网友评他：全篇读维基。对历史的这番非学术性的发言，是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的大字报式的政治攻击。在油管的公共讨论中，煽动歧视回民、传播暴力。邓先生并非不知，满清的以汉制夷政策，苛细繁重的捐税，以及地方行政和司法失衡对回民的欺压这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却选择性失明，将这复杂的历史冲突简化归因于回民群体的宗教信仰或民族性，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敝人看过他几期节目，其作为“反贼”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分析问题，有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他对要谈的问题总是先形成主观的看法，再去搜罗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最后得出有利于自己看法的结论。快速洗稿、拼凑网文，不认真阅读历史著作和严肃的一手史料。这种病，是不适合做学问的。       当他将马占鳌的“鳌”字读成“biē”时，可知他是多么缺乏学养。       战争造成的区域人口减少，并不必然就是死亡。在我们所在的时代，叙利亚战争导致该国减少一千三百余万人口，但其中一千二百九十二万人口（ 国际移民组织[IOM]2023年数据 ）是逃亡了。有国家边界横挡着，且有这样巨量跨国境人口迁移，在没有国界的国家内部，人们为逃避战乱的大规模迁移是...

  美国的游说政治， 其所以然，可从其作为移民国家的性质与政治体制来看。美国社会中存在各式群体，常以社会阶层、族群、宗教信仰、职业与政治立场划分。这些社会群体，因利益相近而结为利益团体/压力团体，藉由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一定的利益要求。此为结社的一种形式，初为一种街头的力量——组织公众集会、示威游行、请愿游行，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传统上，这类团体的典型例子是工会。利益团体为避免在国家利益分配中被忽视，有时会以“游说”去说服决策者，以图争取自身利益。这些团体的目标是试图影响立法机构成员，使其在立法机构中以投票推动法案或修订公共政策来支持其诉求。       游说之合法性，来自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请愿权。任何群体，不论犹太人、穆斯林、非裔、亚裔，还是环保组织、工会、企业联盟，皆可藉游说来表达立场、影响政策。国会议员本就扮演代表民意的角色，自会借由各式利益团体以获资讯，进一步提升其问政品质。这里面亦有议员连任的选举压力，并倚赖利益团体在竞选经费上的捐输。利益团体亦能对政党施加影响，其影响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竞选资金。而政党的竞选活动，亦反映了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会在议会和执政中维护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       若想推动法案或修订公共政策，就要熟知国会的运作与议事规则，且与现任议员或政府官员维持联络，因而游说遂成一门专业。经济资源雄厚的利益团体有时会雇佣专业游说者——游说公司、智库、公关公司，代为从事政治游说。专业游说者，能向议员、官员提供法律和政策相关的意见或研究报告，帮助其在国会问政，从而更好的影响法案和引导政策。游说有时是说服决策者，有时则透过组织示威游行或在媒体制造舆论，给决策者以压力，迫使其倾听。拥有更多财力的团体，譬如大型企业，通常更有能力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不只是因其有钱雇佣专业游说者，主要还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本国经济的关键生产者，对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因此，它们的利益对政府至关重要。       这种游说，有时会被资金与“旋转门”腐蚀成权钱交易。有的专业游说者是前国会议员或曾任高阶行政官员，易导致政治腐败。为此，美国国会出台许多法律，来监督游说是否透明和是否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1946年制定的《联邦游说管理法》，对游说行为给与正...

      纽约传来消息：年仅三十四、持左翼立场的佐兰•曼达尼，战胜了根深蒂固的民主党建制派，成为这座美国最大城市、资本主义金融之都的首位穆斯林市长。此事为美国公共政治史写下新章，东海岸一片欢腾。胜选现场的一位人士说：“我是一名出生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亚裔美国人，信奉伊斯兰教。看到和我年龄相仿、信仰相同的人，想要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好，我感到非常欣慰。”       真正的领导者，应当运用权力去弥合社会裂痕，让政治理想兼顾社会现实。曼达尼的“纽约公社”能否搞成姑且不论，在民主制度的空间里，信仰与政治身份就这样并存。回望伦敦，萨迪克•汗在二零一六年当选为该市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西方两大都会，现在由两位穆斯林市长管理。在现代多元城市政治中，移民、宗教与世俗政治在城市生活中编织在一起，既产生紧张，亦生出新的公共可能。穆斯林移民之子就这样步入公共治理的殿堂，可惊可思。与此同时，北美与欧洲等地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持续增长，使伊斯兰在西方的存在具有了显著的社会基础。       在穆斯林传统政治地理想象中，把“伊斯兰之域”与“非伊斯兰之域”划分为互斥空间，将“西方”“美国”一概视为“非伊斯兰的他者”，并据此构建对立话语，乱说一通，无视事实的复杂性与大量穆斯林已深植于西方国家的现实。       伊斯兰作为信仰并不按国家邊界与民族标签自我限定，它有着作为天启宗教的普世性。“我的慈悯包罗万物。”（ 七：一五六 ）对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信仰的伊斯兰与作为历史性、社会化的群体和政治主体的穆斯林。若不能区分“信仰”与“载体”，不能将伊斯兰从狭隘的民族或派系解放，伊斯兰的普世性便难以在全球多元语境下得到实现。纽约这则政治事例说明，伊斯兰能被开放的宪制与多元的社会结构的国家所承载。制度空间对信仰的开放程度，也就是民主规则，决定了宗教的存在形式。穆斯林个体与社群，能在西方国家寻找生存与再生的路径，或融入公共治理，或专注于信仰生活，或于两端游走。       伊斯兰并非任何单一国家、地域或民族的专属，它在不同国家、社会与文化土壤中呈现自己。穆斯林作为载体，会以国家、民族、派系或地缘政治的面貌来承载伊斯兰，从而把它的普世性限缩为特定政治目的、民...

      对于不合理的政策，出台前可提出意见，而出台后则只有对它批评了。       现在，谁能当阿訇、牧师、法师都得先让政府盖章，方才算数。政府近日又出台《宗教教职人员网络行为规范》，重塑宗教社群的公共空间。宗教教职人员的日子，又要更规矩了。这份规范，把宗教教职人员的网上生活一条条捆好，像捆咸鱼一样整齐划一。网络世界被画上新的边界，犹如一张隔绝的大罗网，细密得连一丝声音也不容出来。生怕有半点声音漏出来，扰了他们做中国梦的清静。       再有，别让孩子们从网络看见宗教，怕他们学会思考，怕他们有灵魂，怕他们心里有个比他们更高的存在。这份规范，延续了政府近年来对未成年人宗教活动的任意干预和权利侵害，切断家庭与宗教社群在互联网环境下的传承渠道，装着一副保护未成年人的面孔。孩子们每天在网络能刷到的东西不少：花花世界、搞怪视频、低俗短剧，统统随便看，唯独一句祈祷不许听，一段经文不许读。       他们要塑造的不只是宗教活动的新秩序，还有宗教信仰者的灵魂和话语。这样的规范，像一把尺子，把如何信仰丈量得明明白白。从此以后，讲经讲道要先看许可证，讲得不合乎调子要被惩办。违规与身份资格挂钩，使宗教教职人员为教职身份自我审查，弱化他们宣教的主动性。讲经不止要讲经，还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布道不止要布道，还要布“爱国、爱党”。       这是一份关于“自由”的文件，每一条都在告诉你哪些自由不再属于你。这样的规范，就像篱笆，把宗教关进一个精心修剪的园子里。园子很整齐，很安全，除了花草活得不太像花草。到最后，或许真的会有个“理想状态”：宗教教职人员都成了模范公务员，每天上网只点赞、转发政策、宣传和谐，活像一只只会唱歌的鹦鹉。也许有一天，他们会得偿所愿——网上再也听不见经声，再也看不见祈祷，大家都沉默着，点开屏幕只看见一片干干净净的政治口号。       可是信仰是活的，它嵌进灵魂、深入骨髓，它不喜欢被剪枝，不喜欢被裹脚。越是要人闭嘴，越是逼人开口。越是堵住嘴巴，耳语就越响。这样的文件，也许能在纸面上创造出一片“和谐”的虚拟空间，但现实中的信仰不会因此消失，只会被逼回更深的角落。   ...

      对加沙人进行任何思想上的美化——无畏的、神圣的、完美的，都会脱离真实的人。这会让人们对事件的讨论同现实脱节，而使得讨论变得无意义。在不同语言的穆斯林圈子，都有着对加沙的讨论。这种讨论普遍倾向于对战争的灾难进行合理化解释。合理化它的这种思想倾向，缘于伊斯兰世界对加沙的无力感。加沙现象揭示了伊斯兰世界在现代的糟糕处境，就像印度教社会、儒家社会等前现代文明形式一样，其社会都对现代表现出了水土不服。换句话说，现代不是它们的时代。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上，所有在某一历史阶段居于主导地位的文明，都在其区域内碾轧了一切。现在所不同的是，近代西方文明借助于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文化进行了强势的全球化，几乎清洗了所有前现代文明的地盘。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以至于当人们说“伊斯兰世界”时，它已是在全球化后支离破碎的一种存在了，已不再真实。       从这样的眼光看起来，就懂得伊斯兰世界为何会对加沙无力——穆斯林是向着一个文明的躯壳在呼喊。它自然是没有反应的。伊斯兰世界所有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都在失去活力，敝人曾在不知哪里说起过，哲合忍耶这种组织性极强的苏菲团体都在失去活力。而阿拉伯世界在政治组织形式上的不彰——政治上对加沙的不给力，是对现代政治制度/民族国家的一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结果。阿拉伯人在阿里归主后，从来就没有形成什么好的政治传统，现在的君主政权、军人政权，都是些糟粕的不能再糟粕的政治组织形式。阿拉伯国家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其制度。美国的强大，可以说就是制度性强大——政治制度、法律制度、经济制度。但这种改变是艰难而旷日持久的，我们见付出极大代价的埃及民选政府被军人推翻而让政治回到原点。但仍要向着改变这些独裁政权走下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真实的阿拉伯民意，通过正常的政治制度、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反应在类似巴勒斯坦这种区域问题以及其他穆斯林族群的人权问题上。推进社会变革，是一种真正英勇的行为，我们见许多人为它付出了青春和生命。这是穆斯林群体在未来人类社会成长为巨人的必要的一步。       这无法一蹴而就，远水是不解近渴的。但发生在我们身边的苦难，应促动我们向前迈进。——伊斯兰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回到本原对一切进行再认识。可如今，苦难的存在对我们变成另一种东西——...

      偏执的思想观念，使人们罔顾事实。       在现代战争中，交兵就用尖端武器。若是在硬实力上抗衡以色列，巴勒斯坦不仅需要在武器装备上接近以色列的水平，更需要一个有效的国家治理体系，以及在国际关系上取得类似乌克兰那样的全面支持。       若要形成对等的压制性兵力，巴勒斯坦至少需要维持二十五万现役部队，并建设后备动员体系，兵种要齐全，陆军、空军、海军、特种部队、后勤保障、情报电子战部队要一应俱全。须装备数百辆主战坦克，再配备上千辆步兵战车和装甲输送车。须拥有上千门主炮、自行火炮来打击远程目标。要建设防空与反导系统，以保护自家城市免受空袭。还要组建自家的空军，装备无人机群，进行空中压制。说到后勤，则要有持续供给链——每月消耗燃油、弹药、备件的规模堪比乌克兰，须有稳定的国际采购渠道和自给能力。军队还要常态化训练，来掌握复杂战术与指挥体系。       政治资本比军事资本更为重要，须建立一个全国范围内的统一政府和国防委员会，整合所有政治力量。枪炮一响，黄金万两，要通过征税、国债或国际贷款来维持军费开支。乌克兰得益于美国、欧盟、英国的持续军事援助与经济制裁俄罗斯，巴勒斯坦需要类似北约的多国联盟，提供军事援助、情报支持和资金。还有外交战，在联合国和国际法庭持续揭露以色列的占领与人权侵犯，争取更多国家施加武器禁运、经济制裁和外交孤立，以削弱对方的持久战能力。获得邻国的地面通道、港口和空军基地支持，使武器弹药和物资能源源不断进入加沙与西岸。       在当前国际格局和地区现实中，这几乎意味着要彻底改写中东——一个高度发达、坚韧自主且获得大国战略支持的巴勒斯坦，才能在硬实力上真正与以色列平起平坐。从这样的眼光看起来，让拿着火箭弹的巴勒斯坦人同以色列进行武装对抗，无异于自杀，只会为对方进行大规模军事报复提供正当化理由。碰见拉宾这样的对手，或许报复的强度弱一点；倘使碰见内塔尼亚胡这类的，就会以战争之口实对巴勒斯坦人实施饥荒和种族灭绝。这样的武器，并不是武器，是让巴勒斯坦人虚掷生命的催命符。这样的武器，早该放下。       巴勒斯坦人，只有以象征性抗争去赢得道义优势。在当前极端不对称的军事环境中，...

  巴勒斯坦人的死伤，不会触动内塔尼亚胡，但应当触动任何有一点良知的人。人们每日照见巴勒斯坦人受践踏死伤之苦，心里不能总含着对杀人者的愤恨，以各种斗争理论鼓励他们继续拼死抵抗，还应当有对他们的怜悯。这种怜悯，是真主的属性，体现在穆斯林的问候语“赛俩目”所含有的一种对人生平安的神圣祝福上。人并不能承受无尽的苦楚。人只能承受一定程度的苦楚，“真主从懦弱创造你们”（ 30：54 ）。现在加沙人之苦，已到人所能承受的极限。联合国机构、援助组织说，援助物资经常遭到甘冒生命危险的巴勒斯坦饥民或帮派劫掠，甚至被高价转卖，根本无法送到最需要的人手上。除过坚守在那片土地上的巴勒斯坦人外，他人都是外围的看客。看客，并不能对加沙人之苦感同身受。那些把斗争说得跟蜜一样甜，将战争讲得嘴皮相碰一样轻巧的人，大都是没上过战场、没吃过加沙人这份苦的。       人能否经受得了苦楚，与虔诚无关，是人性所决定的。虔诚莫过于先知，先知中吃苦最深的是安尤卜（ 愿主赐他平安 ）。当他无法承受时，说：“我的主啊！你为何创造我？倘若你厌恶我，何不干脆不造我？我真希望自己不过是一团被丢弃的骨血。我想知道我犯了什么罪，以致你转开你尊贵的容颜！”现在的加沙人，想必也会面对着废墟和无望的人生，向真主说出这句祈祷词。安尤卜圣人又说：“我的主啊，我只是一个卑微的仆人，若我行善，那功劳全归于你；若我有过错，那惩罚也在你的手中。如今你使我成为灾祸的箭靶，而灾祸确实已落在我身上，若你将这灾祸加在大山身上，大山也将崩塌，怎能让我这羸弱之人承受！财产已失，我只得以手讨食，施舍我一口饭的人还羞辱我。我的孩子们也死去了，若哪怕一个尚在，也许能助我一臂之力。”圣人的这种境遇，不正是身处死地的加沙人的写照吗？       在人类历史上，因战争灭亡的族群不计其数。现在巴勒斯坦人在强敌面前之所以还未灭亡，原因之一是时代不同了。在现行国际秩序下，种族灭绝已不似从前那样轻易。但战争的残酷性未变，一方若想在战场上取胜，不放下武器，不举白旗，不但要调动本国所有资源去死战，还要有国际同盟的支持。乌克兰面对强敌俄罗斯，至今仍未失败的原因，有目共睹，是拥有强大的国际联盟作为后援。可即便有这样的后援，其仍有割地求和的可能。现如今，巴勒斯坦人面对同样的强敌，可身后并无一个阿拉伯版的北约。莫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