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穆斯林，有将真主第三人称改用「祂」字的。用意或许是要体现真主超越性，表达真主是主，而非某种性别的存在、避开性别分类。觉得使用「他」会让人下意识联想到男性形象，使用「她」则不符合传统表述，就取用「祂」字。明清时期的穆斯林，在著述中一般会用代词「彼」，或是将代词直接使用为「真主」「主」。「祂」字，是当代汉语穆斯林对真主的创造性使用。该字，所有权威汉字字典均未收录。按照基督教学者的说法，它是明清时期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创造的。汉语穆斯林在进入现代语体文时代后，受到基督教中文著述的影响，有觉得该字能完美指称真主者，就采纳了它。
其实，「他」字更能强调真主不类万物，且符合汉语语言规范。古代汉语中的「他」，本意是「他者」，并无性别含义。在先秦及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并不是一个纯粹的人称代词。「他」的本义是「其他」「另外的」。如《孟子》里的「王顾左右而言他」，这里的「他」指的是「别的话题」。《康熙字典》对「他」字定义是：「彼之称也，此之别也。」即犹言彼，与「此」相对，如他人、他日、他方、他山之石、其他。或虚指，如睡他一觉，吃他一顿，打他个措手不及。当「他」作为代词使用时，是不分性别、不分人畜，甚至不分神俗的，在古代、近代泛指男女及一切事物，如他们（可包括男性和女性）、他杀。
在长达两千年时间里，汉语并不在代词上区分男女和神人。在文言文中，表达「他」、「她」和「它」更多使用「之」「其」「厥」「渠」「伊」。这些词在古代文献中，用来指代上天、神灵或帝王时，并没有任何性别色彩。「他」字之所以在今天让有些汉语穆斯林感到困扰，是因五四运动时期的语言改造。当时为了让汉语与西语，如英文的he、she、it接轨，以刘半农为代表语言学者开启了代词大分化。一九二〇年前后创造「她」字，专门指代女性。借用古字「它」，专门指代无生命物体或动物。「他」字虽然保留了泛指的功能，但在书面感官上，它被大大地人格化和男性化了。尽管如此，在现代汉语规范中，「他」依然是作为通用性代词，是能指称包括真主在内的一切的。
关键在于，真主在他的阿拉伯语的启示中，对自己所使用的代词就是「他」。该字，最具体的表现形式是经文中的「胡我」（هو）。阿文中的「胡我」同汉文中的「他」，在原义上有异曲同工之妙，反映出一种人类文化同源的历史来。在阿语语法中，阳性单数代词「胡我」不仅仅代表男性，它更多地被视为一种默认的、未标记的状态。当一个存在，性别是不相关的、未知的或者是超越性别的，阿语习惯性地使用阳性。这便是阿语的阳性优先原则。在阿语语法中，词汇分为有标记和无标记，阴性是有标记的（通常带塔问），在逻辑上被视为派生的。而阳性是无标记的，它是语言的基准态，即原型。可以说，在阿语的逻辑里，阳性代词是最无属性、最纯粹、最接近本质的指代。阿语的这种逻辑完备性，完成了对绝对存在的界定，使它不需要额外的部首来补完神圣性。
故而，真主在经文中无需为自己生造代词。使用「胡我」，是利用了语言中最原始、最空灵的占位符。真主是最清楚这一点的。「胡我」能承载真主的自称，是因它在闪米特语系的基因里就自带了绝对存在的底色。在闪米特语的原型中，「胡我」这个词的核心是喉音哈文，它在生理语言学中是最接近呼吸的声音，是不假思索、不经过口腔复杂调音的原始呼唤。在古闪米特人的认知里，呼吸即生命，呼吸即神圣的显现。在古代闪米特语系（阿拉米语、希伯来语、阿拉伯语）中，这个代词不仅是指代某个男人，它还承担了系词的功能，即表示「是」或者「就是那个」。当真主在经文中说「俩一俩海，印俩胡我」（万物非主，唯有他）时，这个「胡我」在语义上不仅仅是指代，而是在宣告一种终极的真实。故而，苏菲在其语言哲学中认为，「胡我」这个代词已经剥离了所有的人格化特征，它指的是那个超越了所有名字和属性的真主的本质。使用「胡我」恰恰符合真主远在万物之上，又近在命脉之中的物理与教义重合性。它指代的是那个肉眼不可见，但在逻辑和感官之外真实存在的对象。
现代人被现代汉语的人部、女部、示部这种人为的分工给限制住了。如果回到词源的元语言层面，你会发现「胡我」与「他」在宗教深度上有着惊人的同步性。在汉字的早期形态，并没有「他」字，只有「它」。「它」原本是一条蛇的形状，意指委蛇，「行可委曲从迹也」；泛指非我的、其它的事物。后来加上「人」字旁变成「他」，其核心语义并不是「一个男人」，而是「另一方」「彼方」。使用「他」字指代真主，其逻辑力量在于区分。真主是创造者，我们是受造物；真主是「绝对的他者」，是与我们一切有限经验完全不同的存在。「胡我」与「他」，两者在原始基因上高度契合，都是最质朴的指向，都强调了真主的非受造性。「祂」字之用，在「他」和「胡我」面前是画蛇添足。而汉文「他」字，保持了与阿语原文那种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一致性。不必在书面上弄出一个视觉补丁。真正伟大的文字往往天然无形、超越感官。
二〇二六年二月三日
——双引号不能正常显示，故用竖排引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