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文明体的成员，都爱标榜自己的文明，说它有多么辉煌，多么灿然夺目。关于文明是什么，一篇短文难以尽述。但我们在所生活的时代里，是可以直观感受到文明的气息的。一个社会，抑或一个国家，越能关怀弱势群体，越能远离那种近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状态，就越文明。所谓文明，从这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自然状态的克服。在自然界中，弱肉强食是生存的常则，弱者往往被淘汰。而人类社会之所以用“文明”相称，在于它建立的一套超越生物本能的制度与伦理。人的同理心，从血缘宗族扩展至国家，再推及整个人类。换言之，即是权利之普遍化。譬如，当我们将权利赋予那些“外人”，甚至会成为沉重经济与社会负担的难民时，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文明的体现。难民处在一种权利几近悬空的境地，他们流离失所，没有了国家，因而成了衡量文明的一把好尺子。一个社会面对难民时所展现的接纳，是对其社会组织能力、经济承载能力与文化包容能力的一种极限测试。
近日在德国社会，敝人听到一番振奋人心的讨论——
关于一百二十二万在德叙利亚人是否应当返乡的问题，早在数月之前，便已在德国朝野引起广泛争论。叙利亚临时总统夏拉日前访问柏林，在与默茨共同举行的记者会上，他向德国致谢：“你们向超过一百万背井离乡的叙利亚人敞开了大门。你们让他们在这里找到了安全感，重建了他们的生活。”默茨则说：“我知道，在德国寻求庇护的大多数叙利亚人都希望返回家园，重建家园。”这位德国总理又称，夏拉已向其保证，叙利亚方面将欢迎这些人归来。目前，德叙双方已设立联合工作组，就医院重建、供水保障与遣返协助等事宜加以推进。德国政府亦已宣布，于今年投入逾两亿欧元，用于修复哈沙卡、苏威达及阿勒坡等地的供水系统，并重建医院及开展职业培训。默茨随后补充称，约有百分之八十的在德叙利亚人，应在未来三年内返乡。
在野党绿党对此则予以强烈批评。党主席布兰特纳直言，默茨未回应难民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只是“抛出了一个数字”。她指出，许多难民“现在已经深度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在关键领域工作。”联盟政府内部亦见分歧。默茨与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均认为，自叙利亚临时政府上台以来，内战事实上已告结束，难民应该返乡；但与默茨同属基民盟的外长瓦德富尔却不赞同。去年十月底，他访问大马士革一处严重毁坏的城区时表示：“在这里，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有尊严地生活。” 这番言论，旋即引来部分保守派政客的激烈抨击。其后，他又在一次议会党团会议上补充说，如今的叙利亚比二战结束后的一九四五年德国还要糟糕。与此同时，两家在叙利亚开展工作的德国非政府组织代表，亦在柏林向媒体发声，建议德国政府积极参与叙利亚重建，并敦促叙利亚新政府避免压迫库尔德等少数族群。
德国朝野围绕叙利亚难民所展开的种种讨论，显然已超越种族与宗教的界限。这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严肃对待每一个个体的命运。它所体现的，是在他国难民问题这种巨大的不确定性面前，社会仍愿承担契约之外的道义责任。于是，它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强国，亦是一个具有内在力量的文明体。身处其间的穆斯林群体，被当作平等的文明主体来加以讨论、关怀并规划未来。如此充满人文温度的公共讨论，无论最终返乡百分比是多少，其文明气息，都已弥漫在社会空气中了。近年来，西方国家接纳来自伊斯兰世界的难民，规模之大，为近代史所罕见。其中亦包括不少中国穆斯林，被接纳并逐渐融入当地社会。许多欧洲国家之所以愿意接纳难民，亦源于二战后对人权、尊严和人道主义的深刻反思。默克尔女士当年面对叙利亚难民时的那句“我们能办到”，几乎成为衡量当代人类文明高度的一个重要支点。
这是西方文明自我证成的一种方式。这种接纳，亦引发了其文明内部关于安全、资源分配、文化认同乃至社会契约的激烈争论。当这种张力达到临界点时，往往会触发民粹主义的抬头，这恰恰说明了文明的脆弱性——文明需要持续的努力来维持其对原始本能（排外、恐惧）的压制。而最终，一百多万叙利亚人能够在德国获得庇护，正体现出这一文明内部所具有的韧性。一个文明如何对待“他者”，在根本上塑造并界定了其自身。陌生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对受难者近乎本能的同情，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容纳，这一切，构成了文明的真实气息。倘若说文明乃是一场对抗原始本能的修行，那么，唯有当施予者之善意与接受者之感恩，能够跨越宗教与国界的藩篱而相遇之时，人类方能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阴影之中，嗅到那一缕真正属于文明的气息。
（《联合早报》，2026年5月14日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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