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溯近五百年来汉语伊斯兰学的历史行止，自明季先贤胡登洲振兴经堂教育、金陵学派用汉语著书立说以降，直至民国时期王静斋、马坚诸先生的译经事业，文化转译始终是汉语穆斯林乃至整个中国知识界最核心的精神命题。“天地的创造，以及你们的语言和肤色的差异，确实包含着许多迹象。”（三〇:二二）彼时的转译，是在异质文明的倥僯褶皱中，以肉身作舟楫，为古老信仰在汉语世界中劈山开路。然而，当历史行进至人工智慧（AI）技术席卷天下的今日，这条延续数百年的译事生命线，正迎来它断崖式的终结。过去耗费学人大半生精力的字词对译、文献校勘、语法润色，如今在AI面前不过是几分钟的算力消耗，仅需对其技术性校对就能符合专业标准。语言屏障在工业级大语言模型的精准算力下如冰雪消融，那种仅凭语际转换、信息时差而安身立命的编译学术，已然失去继续寄生的意义，工具的苦役已由机器代劳了。
庄子有云：“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长期以来，汉语世界人文学界颇有一种通病，即误将筌蹄（语言技术）奉为鱼肉（学术思想）。在传统的学术生态中，掌握一门希罕语言，或率先引介域外前沿理论，便足以在黉宇之内跑马圈地，坐享知识二道贩子的学术红利。然而，AI的成功应用，抹平了这种信息特权。当几百万字的域外典籍可在转眼间转化为流畅、自洽且文笔斐然的汉语文本时，纯粹的翻译便从学术层面退场。曾经在学术界，仅仅靠译介国外前沿理论、通过倒买倒卖异域概念就能圈地自萌、坐享学术声誉的阶层，其生存空间被AI彻底抹平了。这场革命性提升逼迫着每一位学人，在剥离了语言熟练度的外衣后，必须去面对自己的大脑——若隐去文献搬运的苦功，阁下究竟还能为这时代留下多少原创性的洞见？
大浪淘沙，大时代正在逼迫学术进行一场革故鼎新的自我救赎。译事之死，实乃新大时代对人文学界的一声洪钟警醒。未来学术，应将耗费在技术性劳役上的巨大精力，还有资助出版的虔诚乜帖，战略性地转移至真正的学术、思想、宣教战场。旧有范式的耗费数年进行字词对译、文献校勘，可借助AI一键对齐，去专注宏大视域的跨文化比较。过去由于精力有限，学人往往只能深耕一个语境，如专注于阿拉伯语世界或汉语世界。现在，借助AI的无障碍多语转换，学人可以轻松调动全球不同文明的话语资源，进行更大尺度、更具野心的跨文化比较与互释。从局限于纸页间的概念倒买倒卖，走向历史现场体证具体时代的精神阵痛。机器能处理一切文本，但它无法走入田野。人类学者的优势，是将抽象的理论置于活生生的历史现场去检验。这就要求我们的学术评价，必须彻底颠覆过去唯字数论、唯翻译量论的因循守旧。我们应当宽容那些字数虽荦荦大端，却具备穿透性问题意识的原创力作。同时，更需淘汰那些毫无灵魂的文献堆砌。
纯粹的翻译已经不能当饭吃了。这是一个工具人的黄昏，却是一位真正思考者的黎明。我们不必哀悼翻译的死亡，因为唯有当工具的奴役终结之日，才是思想主体性真正归来之时。大时代正以一种决绝的姿态，呼唤着新一代的学术巨匠。愿当下的汉语伊斯兰学人，能承袭先辈在筚路蓝缕中点燃的文化自觉，借助技术的羽翼，直击那部分最硬核的文明本源，在汉语的星空下，勾勒出属于这个时代的、具有原创质感的思想图景。解放出来的精力，应当用于恢复写作的锋芒，让文章具有强烈的现实关切、思想穿透力和文体美感。编译之学虽死，但语言的基本功却绝非可以弃若敝屣。倘若学者自身丧失了对原语文献的敏锐体感，不能深谙该语言，也是做不成学问的。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