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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云飞:美国的游说政治

  美国的游说政治, 其所以然,可从其作为移民国家的性质与政治体制来看。美国社会中存在各式群体,常以社会阶层、族群、宗教信仰、职业与政治立场划分。这些社会群体,因利益相近而结为利益团体/压力团体,藉由影响政府而向社会中的其他群体提出一定的利益要求。此为结社的一种形式,初为一种街头的力量——组织公众集会、示威游行、请愿游行,是现代政治体系的重要特征。传统上,这类团体的典型例子是工会。利益团体为避免在国家利益分配中被忽视,有时会以“游说”去说服决策者,以图争取自身利益。这些团体的目标是试图影响立法机构成员,使其在立法机构中以投票推动法案或修订公共政策来支持其诉求。       游说之合法性,来自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的请愿权。任何群体,不论犹太人、穆斯林、非裔、亚裔,还是环保组织、工会、企业联盟,皆可藉游说来表达立场、影响政策。国会议员本就扮演代表民意的角色,自会借由各式利益团体以获资讯,进一步提升其问政品质。这里面亦有议员连任的选举压力,并倚赖利益团体在竞选经费上的捐输。利益团体亦能对政党施加影响,其影响的主要方式是通过竞选资金。而政党的竞选活动,亦反映了一些社会群体的利益,并会在议会和执政中维护这些社会群体的利益。       若想推动法案或修订公共政策,就要熟知国会的运作与议事规则,且与现任议员或政府官员维持联络,因而游说遂成一门专业。经济资源雄厚的利益团体有时会雇佣专业游说者——游说公司、智库、公关公司,代为从事政治游说。专业游说者,能向议员、官员提供法律和政策相关的意见或研究报告,帮助其在国会问政,从而更好的影响法案和引导政策。游说有时是说服决策者,有时则透过组织示威游行或在媒体制造舆论,给决策者以压力,迫使其倾听。拥有更多财力的团体,譬如大型企业,通常更有能力影响政府的决策过程。这不只是因其有钱雇佣专业游说者,主要还在于,在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是本国经济的关键生产者,对经济的贡献举足轻重,因此,它们的利益对政府至关重要。       这种游说,有时会被资金与“旋转门”腐蚀成权钱交易。有的专业游说者是前国会议员或曾任高阶行政官员,易导致政治腐败。为此,美国国会出台许多法律,来监督游说是否透明和是否建立在公共利益之上。1946年制定的《联邦游说管理法》,对游说行为给与正...

李云飞:伊斯兰在纽约

      纽约传来消息:年仅三十四、持左翼立场的佐兰•曼达尼,战胜了根深蒂固的民主党建制派,成为这座美国最大城市、资本主义金融之都的首位穆斯林市长。此事为美国公共政治史写下新章,东海岸一片欢腾。胜选现场的一位人士说:“我是一名出生在纽约的阿尔巴尼亚裔美国人,信奉伊斯兰教。看到和我年龄相仿、信仰相同的人,想要让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美好,我感到非常欣慰。”       真正的领导者,应当运用权力去弥合社会裂痕,让政治理想兼顾社会现实。曼达尼的“纽约公社”能否搞成姑且不论,在民主制度的空间里,信仰与政治身份就这样并存。回望伦敦,萨迪克•汗在二零一六年当选为该市历史上第一位穆斯林市长。西方两大都会,现在由两位穆斯林市长管理。在现代多元城市政治中,移民、宗教与世俗政治在城市生活中编织在一起,既产生紧张,亦生出新的公共可能。穆斯林移民之子就这样步入公共治理的殿堂,可惊可思。与此同时,北美与欧洲等地的穆斯林人口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持续增长,使伊斯兰在西方的存在具有了显著的社会基础。       在穆斯林传统政治地理想象中,把“伊斯兰之域”与“非伊斯兰之域”划分为互斥空间,将“西方”“美国”一概视为“非伊斯兰的他者”,并据此构建对立话语,乱说一通,无视事实的复杂性与大量穆斯林已深植于西方国家的现实。       伊斯兰作为信仰并不按国家邊界与民族标签自我限定,它有着作为天启宗教的普世性。“我的慈悯包罗万物。”( 七:一五六 )对此,我们必须区分作为信仰的伊斯兰与作为历史性、社会化的群体和政治主体的穆斯林。若不能区分“信仰”与“载体”,不能将伊斯兰从狭隘的民族或派系解放,伊斯兰的普世性便难以在全球多元语境下得到实现。纽约这则政治事例说明,伊斯兰能被开放的宪制与多元的社会结构的国家所承载。制度空间对信仰的开放程度,也就是民主规则,决定了宗教的存在形式。穆斯林个体与社群,能在西方国家寻找生存与再生的路径,或融入公共治理,或专注于信仰生活,或于两端游走。       伊斯兰并非任何单一国家、地域或民族的专属,它在不同国家、社会与文化土壤中呈现自己。穆斯林作为载体,会以国家、民族、派系或地缘政治的面貌来承载伊斯兰,从而把它的普世性限缩为特定政治目的、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