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管博主邓海燕的“史书不敢提的血泪：陕甘回乱始末”，发于一年前，敝人近日才见到，孤陋寡闻了。他认为：回民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最残酷的种族屠杀，造成超过两千万人死亡；回民要对战争负责；回教是战争的重要因素，是不可与文明世界共存的邪教，将其描述为“比某某主义还要危险的文明癌症”。
对于清同治陕甘回民事变，论者已多。
史学家的论述，都没有对回民、回教下这样的负面结论的。吾所谓都没有，就是在史学圈子的历史研究、论述中，没有这样的结论。这些史学家，有大陆的，有台湾的，有日本的，有欧美的，是该学术领域最顶尖的代表，著作繁多，不待赘述。敝人亦对此有过论著。若历史研究不支持这样的结论，则说明历史并非如此，是他信口盘出，随手抛来的。故而，不必在此就这信口盘出的东西打笔墨官司、给予学术性的回应。
邓先生说其史见，史书不提。没有史书记载，足以说明其言论不是历史研究，是非学术性的。无怪乎有网友评他：全篇读维基。对历史的这番非学术性的发言，是带着强烈的情绪色彩的大字报式的政治攻击。在油管的公共讨论中，煽动歧视回民、传播暴力。邓先生并非不知，满清的以汉制夷政策，苛细繁重的捐税，以及地方行政和司法失衡对回民的欺压这种社会结构性问题，却选择性失明，将这复杂的历史冲突简化归因于回民群体的宗教信仰或民族性，是赤裸裸的种族主义。
敝人看过他几期节目，其作为“反贼”的精神是可嘉的，但分析问题，有先入为主的认知偏见。他对要谈的问题总是先形成主观的看法，再去搜罗支持自己看法的证据，最后得出有利于自己看法的结论。快速洗稿、拼凑网文，不认真阅读历史著作和严肃的一手史料。这种病，是不适合做学问的。
当他将马占鳌的“鳌”字读成“biē”时，可知他是多么缺乏学养。
战争造成的区域人口减少，并不必然就是死亡。在我们所在的时代，叙利亚战争导致该国减少一千三百余万人口，但其中一千二百九十二万人口（国际移民组织[IOM]2023年数据）是逃亡了。有国家边界横挡着，且有这样巨量跨国境人口迁移，在没有国界的国家内部，人们为逃避战乱的大规模迁移是可以想见的。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说：“每次人口迁移都有大量脱离户籍的流民，但最终并不是所有人都会重新进入户籍。”对于确实的人口死亡，亦不必然是直接死于战争。清同治战争期间，适逢大旱灾，饥荒和鼠疫等疾病加剧了人口死亡。再有清代户籍制度中的统计疏漏，府、州难以进行认真的户口编审，许多数字是未经调查的估算之作。还有人口隐瞒的问题——清官为减少百姓摊派的定额，贪官为牟利，会刻意隐瞒人口，最终汇总到皇帝那里的数字绝大多数都是有隐瞒的。我们现在所见到的，呈现于历史材料中的人口的减少，原因复杂，若想求得一个确切的人口死亡数据，还要精确到具体死因，几乎不可能。
现在，海外简中时政圈的一种现象是，披着自由民主外衣大搞汉民族主义。这种精神分裂，说明他们对自由民主的理解仅仅是工具性的假民主。他们的追求民主，只是因为他们认为现有的体制损害了汉族利益，民主不过是让占人口多数的汉族摆脱所谓“逆向歧视”、恢复主体地位的手段。
故而邓海燕崇拜左宗棠。
他对屠杀回民的满清的这份历史敬意，来自大清国皇帝使用了他同族的左宗棠这个奴才，他感到荣幸。这是奴才的代入感，他成为一位精神满人。满清拿起刀砍向了回民，他就立刻忘了自己的种族也曾是跪在满清脚下的奴隶，而通过带入左宗棠这个打手，得到了一种虚幻的权力感。对回民历史事件的这“乱”字之用，是他站在大清国的政治立场上，同满清政权的政治共情。可左宗棠再怎么汉人高光，本质上也是在维护爱新觉罗家的江山的奴才。他赞扬左宗棠收复新疆、镇压回民，视其为民族英雄，是他骨子里的一种“大一统”皇汉逻辑。尽管自己是未有过政治权力的被统治者，却整日里幻想领土的完整。世代居住在自己家园的穆斯林族群，被他视为潜在的叛乱者。因为他分不清“国”和“家”，眼中自然也没有原住民的生存权，看不到回民和维吾尔人世居本土的事实。
皇汉主义者的痛恨异族，痛恨异文明，是情不自禁的。前些时，他对美国保守派活动者查理•柯克遇害发表的幸灾乐祸言论，是他本性的流露。人皆知之，自由主义的核心是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若一个追求民主的人不能容忍多元文化，尊重宗教信仰自由，那么他追求的实际上不是现代文明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多数人的暴政。现在这类伪自由派公知，竟用对回民的仇恨来博取流量。他去了美利坚，却还是洼地的一只土鳖。是为评。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