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多姿终究是不符合帝国美学的。 整座山河的色彩已被归简为一种绝不容许有任何杂质的红，试图保有自身肌理、年轮的色彩，都会被认为是构成对帝国美学的背离。散落于山河的族群，都是石榴籽，被封死在厚重的果皮之内，挤压至失去了各自的形状。在这种权力无远弗届的极权美学眼中，多样性即是不可控的隐患，必须将亿万灵魂削足适履地装入同一套模具，以便于顶层视角的监控和统合。 台湾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威权和极权的阴霾时，曾一再叩问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文明的标志，恰在于其能否容忍并包容异见和多样；而野蛮的本质，则是将强权意志奉为唯一的真理。法治原本是为了使权力有边界，所以文明社会才把权力关进法律里面。现在有一种新的法治玩法，却是不断把新的权力装进法律里面。只要把一项政策写成法条，它便立即获得一种庄严的外貌。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先制造一个叫“人民代表”的地方，然后让这个地方代表人民批准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最后再告诉人民，这是人民自己的决定。如此一来，人民不但失去了选择，连失去选择这件事都被包装成了民主程序。 经过这些年来他们不懈的折腾，这颗红彤彤的大石榴已经在神州大地上结得沉甸甸、圆滚滚。他们可以决定人民应该说什么语言，记什么历史，信什么宗教，住在哪里，和谁结婚，怎样教育孩子，甚至规定人民应该爱谁。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过，极权的终极特征正是消灭公私领域的界限，将私人生活全面政治化。我们终于目睹了这个时代最宏伟、最纯粹的美学构造——山河被染成了一片漆黑与血红交织的单色。凡是试图保有自身独立颜色、试图在果皮外自由呼吸的人，都将在这场无可阻挡的融合大业面前被打成国家公敌。阿妈别想用梵音般的母语为子孙诵经，牧民也别想在草原上吟唱本族的史诗。 一个族群真正的灭亡，未必始于它的人口消失。有时候，它从孩子开始听不懂祖母的话开始。到了最后，那个族群的人仍然在那里，身份证上的民族名称也仍然存在，博物馆里甚至还有几件漂亮的服装和乐器，宣传片里也仍然可以载歌载舞，只是族群已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灭亡了。族群如果只能作为国家统计表上的一个栏目，而不能作为人民自由认同的一部分，它也已经不是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