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彩多姿终究是不符合帝国美学的。
整座山河的色彩已被归简为一种绝不容许有任何杂质的红，试图保有自身肌理、年轮的色彩，都会被认为是构成对帝国美学的背离。散落于山河的族群，都是石榴籽，被封死在厚重的果皮之内，挤压至失去了各自的形状。在这种权力无远弗届的极权美学眼中，多样性即是不可控的隐患，必须将亿万灵魂削足适履地装入同一套模具，以便于顶层视角的监控和统合。
台湾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知识分子在面对威权和极权的阴霾时，曾一再叩问文明与野蛮的分野——文明的标志，恰在于其能否容忍并包容异见和多样；而野蛮的本质，则是将强权意志奉为唯一的真理。法治原本是为了使权力有边界，所以文明社会才把权力关进法律里面。现在有一种新的法治玩法，却是不断把新的权力装进法律里面。只要把一项政策写成法条，它便立即获得一种庄严的外貌。政治有时候就是这样，先制造一个叫“人民代表”的地方，然后让这个地方代表人民批准已经决定好的事情；最后再告诉人民，这是人民自己的决定。如此一来，人民不但失去了选择，连失去选择这件事都被包装成了民主程序。
经过这些年来他们不懈的折腾，这颗红彤彤的大石榴已经在神州大地上结得沉甸甸、圆滚滚。他们可以决定人民应该说什么语言，记什么历史，信什么宗教，住在哪里，和谁结婚，怎样教育孩子，甚至规定人民应该爱谁。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说过，极权的终极特征正是消灭公私领域的界限，将私人生活全面政治化。我们终于目睹了这个时代最宏伟、最纯粹的美学构造——山河被染成了一片漆黑与血红交织的单色。凡是试图保有自身独立颜色、试图在果皮外自由呼吸的人，都将在这场无可阻挡的融合大业面前被打成国家公敌。阿妈别想用梵音般的母语为子孙诵经，牧民也别想在草原上吟唱本族的史诗。
一个族群真正的灭亡，未必始于它的人口消失。有时候，它从孩子开始听不懂祖母的话开始。到了最后，那个族群的人仍然在那里，身份证上的民族名称也仍然存在，博物馆里甚至还有几件漂亮的服装和乐器，宣传片里也仍然可以载歌载舞，只是族群已经在人的日常生活中灭亡了。族群如果只能作为国家统计表上的一个栏目，而不能作为人民自由认同的一部分，它也已经不是族群，只是一项行政分类。
昔日许诺的民族区域自治，如今在那国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万丈红光下，像屁一样消散了。共同体本来是一个很温厚的词。共同生活，共同承担，共同受苦，共同分享，才有所谓共同体。它的基础不是把每个人变成同一种人，而是承认每个人有所不同，却仍然愿意一起过日子。若一个共同体必须首先把不同语言变成同一种语言，把不同文化变成同一种文化，把不同民族身份压制成同一种身份认同，则就成了吃人的怪物。
从前人们说民族压迫，是强者不许弱者做自己。现在事情精致多了，不必明说不许做自己，只须告诉你，为了团结你应该换一种身份，为了孩子将来的前途你最好亲手替国家把旧文化收拾干净。一个族群最后会发现，自己最宝贵的东西，竟然全都被解释成了自己应该摆脱的。“团结”二字，终于把过去许多分散在政策、行政命令、教育制度、社会治理和意识形态宣传中的要求，统一到法律语言之中。过去某些地方的干部需要揣摩上面的意思，现在法律本身已经告诉他们，什么叫共同体，什么叫民族团结，什么叫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观念。
最令人感慨之处，在于那国曾经有过另一种可能。它成立之初，至少在理论上承认民族差异，承认少数民族拥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化，提出民族区域自治，还宣称民族压迫属于旧社会的遗产。那时候的政治语言虽然也有自己的意识形态，但至少承认不同的人可以以不同的身份进入同一个国家。时至今日，则从“各民族自己当家作主”，走到各民族成为一个红彤彤的大石榴。这片土地从来不是一张颜色均匀的纸，散落于山河的族群以及无数地方社会和文化传统彼此交错。他们把几个本来应当区分的问题合并在了一起。统一与同一不是一回事，国家统一与文化同质也不是一回事，共同公民身份与共同民族身份更不是一回事。一个国家为什么一定要把“共同”理解为“相同”？一个有自信的国家，会让不同民族自由地说：我是这个国家的人，同时我是我自己。一棵真正的大树，大概不至于怕旁边长一株小草。
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