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听说，中国穆斯林为防疫捐了一点二亿。  就人口比例来讲，这已是巨款。况且许多穆斯林并不富裕。  这是在穆斯林作为国民向政府正常交税情况下，又拿出的巨款。在我们生活中，处处，甚至一瓶水，都是税。无形中，一年下来，要给政府交许多的税。所以政府防疫的费用，穆斯林是已经分担过了的。可又拿出这巨款。  人类社会原本是没政府的，只有给人提供有偿保护的社会组织。这在今天叫做“黑帮”，又称“有组织犯罪集团”。后来发展出政府。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帝国政府，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都是从收保护费起家的。政府给人提供更专业的保护。当然这是收费的，而且是强制性的税金。城邦、王国、共和国政府，与黑帮一样，都是强加于人的必然。而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也是无法离开它们的保护的。  黑帮，在汉语中有许多雅称，如江湖、绿林。他们虽然勒索人钱财，可“盗亦有道”。只要是允诺给人提供保护，并已收了人家钱财，就会有一种责任感，是不论如何都要完成对人的保护的。说是，十九世纪初期，在广东海域，清政府无力给商船提供保护，人们就给海盗交保护费，来换取商船的安全。有按年交付的，会得到一张签字的缴费凭据。收了费的海盗，就要保证商船安全，还会给护航。有一次，一艘交费的渔船被海盗头目误劫，大盗首不仅为船主讨回船，还赔付船主五百西班牙银元。  看来，他们虽是黑帮，可只要是人交了保护费，还是能得到保护的。关键是，他们收了费之后，是绝不会去干涉人的宗教信仰的。对于人信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讲什么语言，是否戴头巾，是否留了胡须，房子是什么样式的，孩子进不进寺，是一概不过问的。也更不会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强加于他们的客户。  他们只是收保护费的黑帮，拿钱办事，仅此而已。我想，若是另列一笔费用给他们，来保护我们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是可以的。总之，他们是不会去干涉人的宗教信仰的。而收税的政府，应给国民提供比黑帮更专业的服务，——保障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即便是无法提供保障，也不能去侵害人的这些权利。  穆斯林这次既交税，又狠捐巨款。税是不必说的。而这捐款，我想，一是穆斯林乐善好施，一是清真寺成为社区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点构成了这种公民社会的集体行为——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集体行动。  此外还有一点，就国家与黑帮和税与保护费产生的历...

我相信，回民（ 说汉语的穆斯林，因我愈加觉得不同社会的穆斯林，禀性、命运也不相同，所以用它 ）过去在中国社会生存下来是有原因的，将来消亡也有原因。 他们的生存与消亡，全在于在历史中培养出的一种精神，是在真主对人的考验中留下的。这久而久之会聚在一起的精神，就是回民之魂。 一  听说，癿藏大寺搭起了脚手架。  其实，它院门建筑的“新式”，与重檐歇山顶的大殿极不般配，不土不洋，不成体统。我早就觉得，它该统一为古式。最好是回到民国十三年建造的样式。据说当时用去二十万个工，造价一百三十万银元，其建筑之雄伟，在西北，西宁东关大寺也屈居它下。所以，复为古式再好不过。  一两架塔的倒掉，一处顶的去留，无伤大雅。  就像是，他们早先去除“清真”标志时，一些朵斯提所说的，我们还是能找到哈俩里来吃的。即便是全国没有一处“清真”标志，我们仍能解决吃的问题。可以像历史上云贵的回民，成为“背锅回回”，——挑副担子，衣食无忧。  阿语学校去“宗教化”，仍可以寻到办学的对策。即便是哪天禁绝了阿语，还有汉语可用。还有查抄教门书籍，孩子失去进清真寺自由，——总会想出生存的法子来的。  我们不会死于这些“中国化”事物。  可我们会死于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权利意识。  死于丧失权利后所想出的各种法子来。 二  记得在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在癿藏大寺，我与马有苏夫阿訇谈历史。  现在，心底泛出的危机感，教人想起癿藏旧事。  文革那年，安知旺任癿藏公社书记。他是安集公社的汉民，说是解放前祖上与回民有过冲突。——老百姓不认政治，只认官报私仇。那时公社书记权力，大过现在省委书记。为拆寺，他找来几十个回民积极分子——  “你们是这个运动的骨干，没有你们，把这个运动搞不起嘛！你们积极发言，积极办事，将来都会安排工作的。”  在拆寺大会上，这些积极分子先发言——  “这寺，剥削了阿门多少年，现在阿门不要寺，阿门的意见是，全部拆过！”  下面群众再不敢发言。  寺被全部拆毁。  他们像强盗一样，瓜分了一切。官家抢走木料和砖石，歹徒夺走文物和奇花异草。这寺，当初聘请满汉蒙回藏东乡撒拉保...

 听说，兰州又在毁建筑。  河州的建筑还在不断倒掉。看来甘肃要全省沦陷了。在这晦暗的光阴里，留下一笔历史账，像是一道伤痕，好让人民，——我也来用一下“人民”，能够永远记得他们。  建筑是无辜的，人有罪。  在毒疫肆虐经济下行时，人民的苦日子几乎是注定了的，他们还在毁建筑。  这些建筑，原本是被他们在文革毁的古物，毁后，左风消歇了，人民省吃俭用，捐血汗乜贴（善款）在耻辱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它们并未朽坏，或是崭新的，结实的能把起重机吊臂搪断，本可继续造福人民，现在却要被毁了。这样地毁建筑，在人类社会，除过他们在文革“破四旧”，还不曾有过。  他们所说的“极端主义”，究竟与这些建筑有何关系，至今也未对人民讲清楚。他们是讲不清楚的。在御用笔杆子们造词时，这问题就悬而未决。“恐怖主义”这词，因当权者们恐怖的使用，现如今已臭名昭著了。作为“恐怖主义”的一种附属说法的“极端主义”，或是他们所谓的“三化”“两热”，与建筑关联的理论也无法成立。可左的毒，像是眼下害人免疫力的新冠，使他们失去政治理性，还在奔着建筑“反恐”。  他们要把建筑改成古式。  可为何是古的？我想，对他们来讲，只要不是新的！因为新的，都是“国外”的舶来货，正是他们所反对的“洋葱头”。这样就只剩下了古的可选择。而古的，在他们看来，正是正经八百的“中国”货。  也不是真正的古的。他们并非一心一意把建筑全给复古，——他们根本没这种端庄的乜贴（善举），而只是要对它枭首，加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的标志。  可为什么，全国的建筑都可以是“现代化”的新式，而唯独让一个信仰群体、少数民族的建筑，改造成假古董呢？亲爱的“公仆”们，你们能告诉你们要服务的人民这是为什么吗？或是我们换一种说法，一个主体民族，自己的建筑现代化，却要以行政命令让一个少数民族，在建筑上改成已被他们自己都抛弃的他们祖先的传统古式，这是为什么？  这些建筑，因他们简单粗暴的“张冠李戴”，不是被改造，而是被毁了。待到左风消歇，他们退出历史舞台，被扫入垃圾堆，老百姓还要再把这些奇丑无比的怪物重新改建，到时又要花费一大笔钱。  在这里，我并不想与他们争夺公理，只是想把这件事写下来。  把它写...

 毒疫成了世界性灾难。人们成批地染病，成批地死去。  在灾难声中，有许多的对灾难的解释。这些解释，像是先生开的一道道治肺炎的方子，成了精神灵药。  有把这灾难解释成造物主的惩罚的。说是穆斯林被真主赶出了清真寺。从信仰者的角度看过去，天房止住了环游；不只是穆斯林，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也闭门落锁，教宗方济各面对空荡的圣伯多禄广场祈祷，——这些场景，确实像是人类遭了天谴。  听说西班牙人，不分信仰，在广场向造物主下跪认罪了。既然认为是天谴，这下跪是必不可少的。跪下低头那一刻，想到的必然是人类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还有自己的过错，膝下就更觉沉重了。  有提议做忏悔的。看是究竟哪一样罪行，招致了这样惨烈的惩罚。就决心悔罪，希望造物主看到，而止住灾难。  有互相庆祝的。我见有中国人拉起横幅，庆祝美国染病人数突破十万。这彼此数量上的“攀比”，是看谁的罪孽更深重一些。染病的多一些，死的多一些，在这罪有应得的解释中，都是报应。  也有不怕染病的。在毒疫最严重的某日，我去买菜，见一位穆斯林，身穿长袍，手拿泰斯比哈，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满面春风，裸露在戴口罩的人群里。我想他是不怕染病的，他可以托靠，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得舍牺得（牺牲）的机会。可我还是担心，他一旦因此不幸染病去世，见了主，会被判个借毒自戕，就得不到这舍牺得，而白死了。关键是，他的染病还会牵连到无辜的人，——他的家人，这些与他一起买菜的人。  ——还有许多对这灾难的解释。  这都是治病的药。  待到以后再研制出疫苗来，两味药，有解毒的，有治精神的，这灾难也就能圆满结束了。  我也想从中讨一味药来吃，以解这心病。可总觉得它们，没有一味能对症。  若这灾难是造物主对人类降下的惩罚，可为何，那些该死的人不病也不死？他们是人类社会的渣滓，本应是最该吞咽这毒，并暴死的人。可我见许多善良的人，善良的族群，在这灾难里成批地倒毙。若这之后，紧接着就是世界末日，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类社会的渣滓，还是会随着世界一同毁灭的。可这之后若没有世界末日来临，这些恶人还在朝斯夕斯，幸福地活着，那这对灾难的天谴报应论就不可理解了。  这灾难为何就不能是来自恶魔呢？ ...

 来到曲阜的次日，我自北门徒步去游孔林。  路尽头是一座明代木制牌坊，坊额上写着“至圣林”三字。这教人想到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因这伊斯兰汉语表述的缘故，就对这坊额上的“至圣”有所认识，即孔老先生是中国的圣人中品级最高的圣人，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想到当下的“中国化”，从他们搞同化的决心来看，似乎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便是“死忠粉”，是教人不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就是曾经“打倒孔家店”的人。  进了孔林二门，放眼望去是一大片林子。右侧是二十米高的西周鲁国城墙残垣，垣外是一条小河。据《史记》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水经注》上说，泗洙两条古水在曲阜城北汇合又分流。鲁人借河护城，葬孔子于城外河边，应该就是眼前这条河了。可孔子死后“墓而不坟”，即无高土相隆。待到汉代遵孔，设石台标记墓址，已过去三百年，难免存在误差。对这墓而不坟的道理，中国人原先是不知道的，直到两千年后才明白。  在中国做圣人是件危险的事，因为还有无数人要做上帝，即便做不了上帝，也要做上帝的儿子——天子。这些要做上帝和天子的人，对于做圣人的人，活着时盼着能早点死。鲁哀公闻孔子死，诔文说：“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就说他，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也就是，人活着不用，死了急着吊丧，虚假的意思。死后，又想着从坟中扒出来，清算他。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来孔林观赏这垒黄土。随行的许世友在一旁说，“孔家不愧为全国一号地主，一号贵族！”。  文革开始后，据说，康生把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找去，让她去曲阜造反——  “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卫兵站在墓前，齐声读毛泽东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为扒坟破土宣言。绳索套在“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碑上，一声呐喊，巨碑轰然倒下，砸在汉代石台上，断为两截。革命小将们一拥而上，用锤子把断碑敲成碎块。而后扒坟。可掘地九尺，也未能找到一星半点骨殖。原来这就是孔老先生墓而不坟的道理。想到这里，我对老先生，还有料理他丧事的子贡，由衷地钦佩。他们是预见了今天的中国。  扒坟后，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安然（崔浩新）在除夕夜被带走。       我自那夜就想为他的失去自由写点感触，可心底像枯井，不生波澜。或许是因见过太多的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就对他的失去自由没有特別的感觉了。我想这是麻木，是鲁迅所说的奴隶的心。就是人像了对不自由习惯了的奴隶，——人对于自由，最初是被侵犯毫厘也要反抗的，可后来不自由久了，就没有了感觉。这全是因为人能够习惯的缘故。由此看来，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是极容易的。       记得某君说言论无用。他的意思是，言论不能改变现实。言论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一个人没有这人的权利意识，只讲求功效，这也是奴隶的心。况且言论并非不能改变现实。我亲见它在二〇一九年，如何在墙外深入人心，形成一股世界性力量，挫败墙内左风的势头，迫其改弦易辙，并从一种巨大的白俩中挽救了回回。       还有，某君见习五一微博对我土葬文章的评论，就说，“这个话题如果继续发酵，不排除会出现‘沙化’式土葬改革……”。这认为言论会让自己处境变得更糟糕的想法，还是奴隶的心，——担忧这会毁了我们已经很稳定的奴隶的生活。若我们眼下的遭遇，真如该君所说，沉默就能躲得过去，可就太好了。我们只需闭嘴，屏住呼吸，就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了。可据我所知，这次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时，穆斯林并未说过一句话，习五一也未发过微博。不只是这次，以往的每次白俩都与我们说话无关，而以后的白俩也不会因闭嘴就不再来。       我发觉这是患上了习五一恐惧症。这里我要为习五一他们说句公道话，——此前我也说过，在这几年轰轰烈烈的革我们文化命的运动中，他们奴才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是一群，柏杨笔下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样丑陋的人，以前有，以后还会再来，——这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劣根性所决定的。在他们这类人身上，无须浪费笔墨。我以前用在他们身上的一点墨水，不过是指东说西罢了。若是认为，他们这群奴才资格都没有的人能撬动国家公器促成什么改革，就是从奴隶心底生出的一种恐惧导致了精神错乱。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们就只有这两种前途。       想起安然被捕前私下...

      听说甘肃有染病的回民逃跑了，又被抓了回来。我很理解他的逃跑。他的逃跑，决不是因怕死。穆斯林因对复生日的信仰，是“视死如归”的。“归真”，就是回到真主那里。他的逃跑，是因怕死后被火化。这是来自他的信仰和习俗的本能的抗拒。       先知默罕默德（愿主赐福他）曾参加一个亡人的者那则，他来到坟坑前，向着亡人的头部撒下三捧土——撒下第一捧土时，念经文：“我从它（泥土）上造化了你们”（20：55）；撒下第二捧土时，念经文：“我把你们放回它里面”（20：55）；撒下第三捧土时，念经文：“我在复生日从它上取出你们来”（20：55）。（《伊本·马哲》）这就是我们穆斯林的信仰。还有，真主用乌鸦以土掩埋同类，启示阿丹的儿子嘎比勒土葬哈比勒（5：31）。       伊斯兰的丧葬原则，是实行土葬，反对火葬，在迫不得已时允许水葬。即便是水葬，伊玛目艾哈迈德主张，在船上归真，若能找到停靠点，哪怕停放尸体一两天也应该土葬。若短时间内找不到停靠点，怕尸体腐坏，迫不得已才可以水葬。而伊玛目沙菲尔主张，应该把亡人绑在两块木板之间，放入海里，让海水冲到岸边，由岸上的人来土葬。（见鲁亚尼：《بحر المذهب في فروع الفقه الشافعي》，贝鲁特，1971年版，第二卷，第544页）归根结底，是要土葬的。       伊斯兰反对火葬，还因先知禁止毁坏人的遗体。阿里在遇害归真前，禁止人们毁坏凶手的尸体，他传述圣训说：“即便是对待咬人的狗，也不能凌辱其尸体。”（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16 页；另见侯赛因·努尔：《مستدرك الوسائل و مستنبط المسائل》，贝鲁特，1991年版，第十八卷，第256页）而火化，在穆斯林看来就是对人的遗体的一种毁坏。从宗教来讲，火葬是印度教的传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复生日神学也认为，火葬——对死者遗体的焚毁，是对上帝旨意的隐形对抗。这已牵扯到不同宗教之间的信仰问题了。       土葬与防疫并不冲突。穆斯林有着悠久的与瘟疫对抗的历史。公元1020年，伊斯兰医学代表人物伊本·西那，在人类医学史上，在他的《医典》中，率先提出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并提出了隔离...

 近日见杨凤岗先生转的他在端传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疆问题的症结是什么？能走出困境吗？》。读罢，我想到的却是罗素在《幸福之路》中的一句话：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这是我对杨先生文章最朴素的感受。让人离开了学术和时评，还有他的问题，只来到罗素的这句话上。我想，杨先生就是这乞丐的心态。就是在当下中国，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心态。或是两个倒霉鬼，一个倒霉鬼妒忌另一个倒霉鬼还不够倒霉。  如前年我在那篇关于中国化的文章中所说的：在宗教“中国化”的执行上，伊斯兰与基督教并驾齐驱，在东方古国的土地上策马扬鞭，卷起遮天蔽日的尘埃，引来万国瞩目。实际上就是两个倒霉鬼，撞到政策的墙上。杨先生文章以美国法案来开篇，以斯大林民族政策来解释穆斯林问题，就是在这万国瞩目之下，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所受到的关注度的妒忌。说，穆斯林的境遇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糟糕，反而要好许多；即便是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道理。  杨先生忽然痛恨起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并关心起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来了。这本不是他的风格。见他的“族教捆绑”说，教人想起习五一的理论。又想到王柯的《二重的忠诚——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对此，我曾写过一篇《王柯的“教民分离”》。现在看来，他们——无神论的、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的——都有改变穆斯林传统历史叙事、解构穆斯林族群的远大志向。  而杨先生的志向尤为远大，要通过基督教的传教来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西北和全国问题。他说，“对于回族维吾尔族中基督教传播的抑制，对于少数民族个人改信其他宗教的打击，实际上强化了「民族与宗教一体」的观念”“新疆问题的症结是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失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认为“新时代”的“纠正”——也就是转化班——太生硬，建议放手让基督徒对穆斯林传教，以解决问题。就他们比穆斯林好不了多少的惨状来看，似乎是被迫害的发了疯。  这并不是从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和不同族群的现代国家来看的，与国家的统一、法治、自由和未来无关，而只是见到了穆斯林族群从中得到了“好处”。仅此而已。这就是杨先生反对的原因。从乞丐妒忌的心态来说，他并不去看，在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得到了一点好处，是件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或是像他们所声称的博爱，并向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去为所有人开创和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而...

有的人，不论什么，也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大清乾隆年间，花寺与哲合忍耶发生教争，官家介入，几乎灭了其中一派。有人就从这“官家介入”中寻出好处来，说是给教争一个教训。对一个群体的斩草除根，还有文化灭绝，——在这官家对百姓的罪恶中，还是能寻出好处的。这种对问题的解释，像是一副药，吃后给人安慰。似乎感觉乾隆年间屠回的灾难不怎么沉重了，官家的面目也好看了许多，不再那么狰狞。而唯独对这教争感到愤恨。 灾难越是沉重，他们就愈能从中寻出好处。之一是什么，之二又是什么，能列举出许多来。这是一种奇特的解释问题的能力，找出灾难存在的合理性，来证明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不简单，毕竟灾难里没有好，只有对人的祸害，对自由、人权的践踏。在这没有好的灾难里，灾难的存在越是不合理，制造灾难的罪行越是天理难容，找出其中的好处，就愈能显示他们解释能力的强大。因为灾难有了好处，它的存在就有了意义，让遭难的人觉得是遭了天谴，是自己罪有应得。 这套解释问题的学问，在多灾多难的当下尤为盛行—— “整改的好处”是，给攀比建寺一个教训。“去极端化”的好处是，消除“偏激思想”。“去泛清真化”的好处是，打击假清真。 还有“中国化”“去沙化”“去阿化”，每一样，他们都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好处也不同。搞教争的人，见到了铲除异己的好处。“积极分子”，发现了奋斗的目标。读书人，做起了“中国化”的学问。就连我在某地的一位邻居，也找到一份线人的差事，每日汇报寺里的动静。前段时间，某报刊登了一篇反映我们现状的文章，标题用语写的是“ Boiling us like frogs ”。我想，我们不会死在温水中，而是死在这诸多好处里。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灯下无事，想起这要结束的一年。  记得去年此时，遥想来年，是令人心忉忉的不确定性。  如今一年看下来，已见这风潮之烈了。但不管如何烈，一年还是要结束的。历史上，也没有一年是不结束的。年复一年的结束，送走无数的人和事，还大地清净。那些让人喊他“万岁”的人，都死了。还有那些要万岁的王朝和主义，最终，也没有一样能万岁的。这是光阴的定律，是真主的统治——  “委实一些月的数，近在主的跟前，在他造化天地的日子，是在主的克塔布里边定的那十二个月。”（九：三十七）穆圣说：“真主说，——我就是光阴。”真主作为光阴的统治，使一切存在，不论是谁，多么不可一世，终将会被时间翻过，而成历史尘埃。这光阴，使历史以一种线性，由创世到末日，滚滚向前，推陈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关键是，在光阴面前，丑恶是无法持久的。  所以，见这一年要结束，心里反而为这时光的流逝感到高兴。让人尤为高兴的，是在真主的援助下，全世界追求正义的人士，通过不懈努力，挫了恶风的势头。——“他们在今世应受出丑。”（五：四十二）这是今年最为值得记念的。  这一年，我是荒废的——  今年不大写东西，约莫只有三十来篇杂文。这点杂文，有的是不必要写的，而必要的又未写好。最后两篇，一篇是《毁建筑主义》，一篇是《答某君问》，又违了他们的规。那违规的红日，算是一个句号，结束了这一年。  可我是从来不顾这红日的。鲁炜还在中宣部副部长的位子上时，某日他的网信办给某传媒发来书面指示，删我一篇旧文，大动干戈。还有习五一，迫使中央党校官网删我文章。——自一六年风转向以来，我的文字就成了毒药。但写过发出的东西我甚少再看第二眼，根本不管删存毁誉。  ——想起共识网、中穆网等已阵亡的文学园地。  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还是要说的。  给这无声的中国一点声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夜

 近来常听恐怖故事。  情节离奇，听得人越发恐怖。  我打小就经历可怕的事。在一座寺里念经时，阿訇不在，我与寺师傅去一个荒村送亡人。我原本要洗了阿布代斯再动身，他说那里可以洗。到亡人家发现，荜门蓬户，只有停亡人的两间土屋。他汤瓶里灌了水，掀开布帘让我进去。屋内是通间，光线昏暗，亡人被行在水溜子上，一块白布隔出个洗的空间。我那时十五六岁的年纪，第一次见这场景，所以就觉得可怕。后来发觉，这不可知世界固然会使人心产生莫名的紧张，但它总是宁静的，不会真的残害人。而真正可怕的，是在人活着的现实世界。在这里，人发明了一种比人死了更可怕的恐怖主义。我对听到的事，就感受到这种形式的恐怖。  这是权力异化造成的一种局面。失去制约的权力，似洪水决堤，向着无辜的族群狠狠地肆虐，带着民族主义的色彩。我想到那一个个被摧毁的家庭，这是最惨无人道的地方。并想起鲁迅那句话来：“这一世界中人，会轻蔑，憎恶，压迫，恐怖，杀戮别一世界中人。”    “权力异化”，细想来，这观念源于我所读到的中国八十年代人道主义论战的历史资料。 1983 年，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杨，在中央党校的一场学术报告会上，就建国后至文革结束这段时期，中国出现的人道灾难，提出权力异化的问题。他说：“由于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有时会滥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转过来做人民的主人，这就是政治领域的异化，或者叫权力的异化。”  而今，问题比他们要翻身公仆做主人复杂得多。他们不只是要做主人，而是想当人间上帝。他们要消灭“旧人”，造“新人”；消灭“旧文化”，造“新文化”；还要改变人种——包办婚姻。这俨然是一种创世纪的节奏。这造灭改的过程必然是惨烈的，像是人以血肉之躯进入权力机器的齿轮，只留下一滩血迹——人类史又多了一段悲惨并充满罪恶的历史记录。  在这种对人与文化的改造中，权力表现出无与伦比的优越性。它不只是异化了，而成为权力拜物教，具有了宗教性质。但因他们拜的毕竟不是神，是权力，所以信徒们就进入了疯癫状态。  我原本是有心理准备的。当他们不顾劝阻，选择“宗教极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武器时，就必然要疯癫到今天这个地步。对人的思想（信仰）动手的代价是沉重的，最先牺牲的是法治。也就是说，这个代价是关乎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的。反穆...

      日趋紧张的美中关系，正使白宫从“文明冲突”回到冷战。  “文明冲突”是美苏冷战结束后，美国在国际事务上的一种新思想。这种思想，将冷战后“新世界秩序”的冲突，解释为文化的差异，并由此认为，在苏联解体后，伊斯兰将是美国的最大障碍。  而冷战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之间的政治对抗，是人类社会以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政治制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与以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政治制度为代表的共产主义两条路线之争。  自上世纪 90 年代以来，以约翰·博尔顿为代表的鹰派人士，把“文明冲突”思想体现在美国政治中，影响了美国的中东政策，并引发后来的“反恐战争”。特朗普上台后也颇受“文明冲突”思想的影响，他的基督新教立场，以及对拉丁裔和穆斯林移民的抵制，正是亨廷顿 1993 年在《外交事务》杂志上的观点。  “文明冲突”思想成为以色列在美国国内获得支持的重要因素，已在犹太资本之上。它强化了美国福音派基督徒对耶稣再来的信仰——“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或者说它就是一套耶稣再来的政治学说。“复兴以色列国”，耶稣归来，以色列的存在，在福音派看来就是上帝的计划。福音派人士比美国犹太人更支持特朗普的以色列政策。  在上一届大选中，特朗普在福音派选民的支持率达到 81% 。当选后，他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攻击国会的两名女性穆斯林议员——在穆斯林看来，这一切更像是一场新十字军运动。这一切如亨廷顿所愿，超越了国与国的界线，而构成一种文明冲突的图景。  美国在国际事务上，已远离它在冷战时，从自由主义立场对制度的强调。它所奉行的“文明冲突”思想，造成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紧张，以及基地组织等反美势力的不断出现。这一切已成为美国对其在冷战中所建构的国际秩序的一种自我解构。  在冷战中，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里根政府支持阿富汗塔利班反苏联，透过中情局支援苏联控制下的中亚地区穆斯林国家的伊斯兰政治团体。中情局还帮助当时反共的巴基斯坦情报部门训练世界各地的穆斯林，来对苏联发动一场宗教意义上的战争。如今这段历史在由“文明冲突”所诠释的“反恐战争”面前，已无法理解。  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本已结束的历史性对立，因中国...

 在这片土地上， 人们掌握了一套活命哲学。  他们似乎天生就懂得，什么东西可以碰，什么不可以碰。这种对政治的“觉悟”，因数千年历史积淀，已化作人的基因，融入血液、骨子里。它已是一种文化，人们能够在一种共同语言中，交换关于活命的经验。比如什么是“错误言论”，什么是“与主流价值观不一致”。当在什么时刻站出来“爱国”，以及爱的姿势。若是忽然想起已好些天没“爱国”了，就开始为自己担忧起来，并精心策划一下，要在一个恰当的时机，站出来爱一次国。若是能有一个“爱国”主题的会议，最好是时下最流行的主题，如“中国化”什么的，在上面对着麦克风，当众爱它一次，就再理想不过了。  这已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了。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与文化大革命之后，活命文化就全面添补了文化真空，成了像京剧一样的国粹，轻而易举地压倒伤痕文学之类的反思而成文艺主流。那些以独立人格自诩的作家，今天也为活命而把文字编辑成天书，不再让人读懂了。这些年对它的不断感受，尤其是我身边人留下的印象，使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思想。我曾自认为，在对现代国家的存在理论上，我是个唯制度论者，不唯文化论。我曾坚持认为，是制度把人变成魔鬼，是制度使社会成为人间地狱。但如今，面对欣欣向荣的活命文化，在深夜对着窗外，就自己的制度决定论，而闪过一丝怀疑的念头：究竟是制度决定了他们，还是他们决定了制度？  在活命文化中，没有自由和正义。因为按照活命文化的方法论，首先要牺牲的就是自由和正义。自由和正义是大写的“人”才具有的含义，活命不需要它们。活命所需要的，就是像生物一样活着。生物的生活，不需要独立人格，也不需要自由思想。不只是不需要，还要为活命而躲避它们，就像是遇见了瘟疫。自由和正义，在一个国家原本是要被人欢呼的。原本，当它们被从一个人口中说出来，就会熔化人的心，使人眼中流出滚烫的热泪。就像阿拉伯之春，那位青年从人群中站出来，爬到尼罗河宮桥的雄师上，面向解放广场为自由攘臂一呼，所在人群中引发的强烈回应。但是，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自由和正义的呼声，会消沉在暮色里，成为一种不和谐的存在，而你站在那里就像个怪物。  但他们真的能活命吗？  活命哲学在大清皇帝逊位之前的中国“封建社会”或许可行，但在后来，它不过是人主观的一种想活命的意向。七十年来，在历次运动中，真正为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