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来到开罗，观赏的第一处古迹，是侯赛因清真寺。  寺重建于十九世纪。或是因拿破仑的入侵西风东进，其轮廓深受西方近代哥特复兴式建筑影响。奥斯曼帝国的建筑样式，主要在木质雕花敏拜尔及精巧繁复的窗棂上；还有莫卧尔大理石镶花彩色纹饰墙壁。这东西交融、主次分明的建筑布设，正与奥斯曼帝国晚景相映，那时它不得不与英国列强合作来管理埃及。这建筑完工后不久，英军于一八八二年占领埃及，奥斯曼帝国退出中东。  寺内有侯赛因墓，是公元一一五四年的古迹。  我见一印巴面孔中年男子，像是克什米尔的什叶派人士，携子站在墓前，手握栏杆，眼里含泪。记得在克什米尔时，那是一个夜晚，在雪山近前，我听他们布道，音似怒铁，声彻山谷，都是对侯赛因的纪念。——他们都活在历史中。  据法蒂玛王朝官方的说法，当年侯赛因头颅被送至大马士革，耶齐德验明正身，埋在当地。后有什叶派人士把头颅盗去，安葬在巴勒斯坦阿什凯隆。十字军占领耶路撒冷后，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把头颅迁葬开罗，为此就建了眼前这寺及墓室。  日光透过窗棂射进墓室来，光线里飘着尘埃，看墓碑上“侯赛因”的名字，教人想到那段历史——  公元六六一年，哈桑为了穆斯林世界的和平，放弃权力，退隐麦地那。那时的他，仍拥有阿拉伯帝国半壁江山，可他对自己的人民说：“若这权力要靠流血来维持，我宁愿不要它。”就与穆阿威叶签订和平条约，结束敌对状态。这让步，换来穆斯林世界二十年和平。  所以，这和平来得也容易，仅仅是一个人克服内心的乃夫斯和海瓦就实现了。一个人对欲望的自我牺牲，换来无数人的平安和幸福，这是多么伟大的牺牲！可这为和平的牺牲，毕竟是人类极为稀有的品德。在整个人类历史上，极少有这样的牺牲。但真主要在人类社会保存这种哈桑式的品德。  哈桑归主，穆阿威叶背信弃义，将帝国的统治权给儿子耶齐德。这使得自先知以来穆斯林的协商制政治传统，沦为家族世袭统治。公元六八〇年，耶齐德在一片反对声中上台。在此历史时刻，必须有人站出来主持正义、对抗暴政。人们把目光投向侯赛因。他是圣人的外孙，是阿里之子，是当时麦地那人的领袖。可他没有一兵一卒。而伍麦叶王朝正处在权力巅峰，军队东征西伐，势不可挡，站出来者只有死路一条，是没有生的希望的。  库法人让侯赛因来领导他...

 一位朵斯提对我说：“把依附、寄生在伊斯兰肌体上的非伊斯兰成分剥离出来，还伊斯兰天启信仰的本来面目，然后带领穆斯林世界走出生存发展困境，这才是硬道理。”  依我看，穆斯林在顿亚上，在哪里跌倒，可在那里爬起来，不必等候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当今惨遭时代的不幸的穆斯林，常会有一种想法，就是希望能有一种神力，来帮助他们，一劳永逸地改变局面。  他们认为，这困境的走出，首要的，是去找一个“真正”的伊斯兰。只有找到了它——把自己所认为的“非伊斯兰”的东西完全除去了，又曰“宗教改革”，这时代的魔咒才会解开，他们才可以走出来。  圣人说：“伊斯兰就是，你崇拜真主，不可以物配他，谨守拜功，交纳天课，封莱麦丹月的斋。”真主说：“你们把自己的脸转向东方和西方，都不是正义。正义是信真主、信末日、信天使、信天经、信先知，并将所爱的财产施济亲戚、孤儿、贫民、旅客、乞丐和赎取奴隶，并谨守拜功，交纳天课，履行约言，忍受贫困、患难和战争。这等人，确是忠贞的；这等人，确是敬畏的。”（ 2 ： 177 ）  除此而外，他们还要找甚么？  据圣人对“伊斯兰”的定义，伊斯兰就是人的诚信（伊玛尼）。在人的诚信问题上，人没有能力把所谓“非伊斯兰成分剥离出来”。在一次战斗中，有人已说“除安拉外，绝无应受崇拜者”，而伍萨麦杀了他。圣人说：“你为甚么杀他？”他说：“我知道这不是他的本心话。”圣人说：“你破开他的心了吗？”  人的诚信问题，只能交由真主来裁判。没有任何人有资格进行宗教裁判。一位训练有素的教法学家，也不过是依据自己的一点经训知识，来告诉人，甚么是哈俩里，甚么是哈拉姆，甚么是麦克鲁亥。  人生的意义，并不只是“生存发展”——  “你们应当知道，今世生活，只是游戏、娱乐、点缀、矜夸，以财产和子孙的富庶相争胜。譬如时雨，使田苗滋长，农夫见了非常高兴，嗣后，田苗枯槁，你看它变成黄色的，继而零落。在后世，有严厉的刑罚，也有从真主发出的赦宥和喜悦。今世生活，只是欺骗人的享受。”（ 57 ： 20 ）“我确已使大地上的一切事物成为大地的装饰品，以便我考验世人，看谁的工作是最优美的。”（ 18 ： 7 ）  今世不是天国乐园。人来世上，是接受主的考验的。  穆斯林...

 听说，中国穆斯林为防疫捐了一点二亿。  就人口比例来讲，这已是巨款。况且许多穆斯林并不富裕。  这是在穆斯林作为国民向政府正常交税情况下，又拿出的巨款。在我们生活中，处处，甚至一瓶水，都是税。无形中，一年下来，要给政府交许多的税。所以政府防疫的费用，穆斯林是已经分担过了的。可又拿出这巨款。  人类社会原本是没政府的，只有给人提供有偿保护的社会组织。这在今天叫做“黑帮”，又称“有组织犯罪集团”。后来发展出政府。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帝国政府，如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都是从收保护费起家的。政府给人提供更专业的保护。当然这是收费的，而且是强制性的税金。城邦、王国、共和国政府，与黑帮一样，都是强加于人的必然。而人作为一种社会性存在，也是无法离开它们的保护的。  黑帮，在汉语中有许多雅称，如江湖、绿林。他们虽然勒索人钱财，可“盗亦有道”。只要是允诺给人提供保护，并已收了人家钱财，就会有一种责任感，是不论如何都要完成对人的保护的。说是，十九世纪初期，在广东海域，清政府无力给商船提供保护，人们就给海盗交保护费，来换取商船的安全。有按年交付的，会得到一张签字的缴费凭据。收了费的海盗，就要保证商船安全，还会给护航。有一次，一艘交费的渔船被海盗头目误劫，大盗首不仅为船主讨回船，还赔付船主五百西班牙银元。  看来，他们虽是黑帮，可只要是人交了保护费，还是能得到保护的。关键是，他们收了费之后，是绝不会去干涉人的宗教信仰的。对于人信什么，吃什么，穿什么，讲什么语言，是否戴头巾，是否留了胡须，房子是什么样式的，孩子进不进寺，是一概不过问的。也更不会将自己的信仰和文化，强加于他们的客户。  他们只是收保护费的黑帮，拿钱办事，仅此而已。我想，若是另列一笔费用给他们，来保护我们宗教信仰的自由，也是可以的。总之，他们是不会去干涉人的宗教信仰的。而收税的政府，应给国民提供比黑帮更专业的服务，——保障人的各项基本权利。即便是无法提供保障，也不能去侵害人的这些权利。  穆斯林这次既交税，又狠捐巨款。税是不必说的。而这捐款，我想，一是穆斯林乐善好施，一是清真寺成为社区重要组成部分。这两点构成了这种公民社会的集体行为——为了公众的利益而集体行动。  此外还有一点，就国家与黑帮和税与保护费产生的历...

我相信，回民（ 说汉语的穆斯林，因我愈加觉得不同社会的穆斯林，禀性、命运也不相同，所以用它 ）过去在中国社会生存下来是有原因的，将来消亡也有原因。 他们的生存与消亡，全在于在历史中培养出的一种精神，是在真主对人的考验中留下的。这久而久之会聚在一起的精神，就是回民之魂。 一  听说，癿藏大寺搭起了脚手架。  其实，它院门建筑的“新式”，与重檐歇山顶的大殿极不般配，不土不洋，不成体统。我早就觉得，它该统一为古式。最好是回到民国十三年建造的样式。据说当时用去二十万个工，造价一百三十万银元，其建筑之雄伟，在西北，西宁东关大寺也屈居它下。所以，复为古式再好不过。  一两架塔的倒掉，一处顶的去留，无伤大雅。  就像是，他们早先去除“清真”标志时，一些朵斯提所说的，我们还是能找到哈俩里来吃的。即便是全国没有一处“清真”标志，我们仍能解决吃的问题。可以像历史上云贵的回民，成为“背锅回回”，——挑副担子，衣食无忧。  阿语学校去“宗教化”，仍可以寻到办学的对策。即便是哪天禁绝了阿语，还有汉语可用。还有查抄教门书籍，孩子失去进清真寺自由，——总会想出生存的法子来的。  我们不会死于这些“中国化”事物。  可我们会死于没有一个现代国家公民的权利意识。  死于丧失权利后所想出的各种法子来。 二  记得在多年前的一个冬天，在癿藏大寺，我与马有苏夫阿訇谈历史。  现在，心底泛出的危机感，教人想起癿藏旧事。  文革那年，安知旺任癿藏公社书记。他是安集公社的汉民，说是解放前祖上与回民有过冲突。——老百姓不认政治，只认官报私仇。那时公社书记权力，大过现在省委书记。为拆寺，他找来几十个回民积极分子——  “你们是这个运动的骨干，没有你们，把这个运动搞不起嘛！你们积极发言，积极办事，将来都会安排工作的。”  在拆寺大会上，这些积极分子先发言——  “这寺，剥削了阿门多少年，现在阿门不要寺，阿门的意见是，全部拆过！”  下面群众再不敢发言。  寺被全部拆毁。  他们像强盗一样，瓜分了一切。官家抢走木料和砖石，歹徒夺走文物和奇花异草。这寺，当初聘请满汉蒙回藏东乡撒拉保...

 听说，兰州又在毁建筑。  河州的建筑还在不断倒掉。看来甘肃要全省沦陷了。在这晦暗的光阴里，留下一笔历史账，像是一道伤痕，好让人民，——我也来用一下“人民”，能够永远记得他们。  建筑是无辜的，人有罪。  在毒疫肆虐经济下行时，人民的苦日子几乎是注定了的，他们还在毁建筑。  这些建筑，原本是被他们在文革毁的古物，毁后，左风消歇了，人民省吃俭用，捐血汗乜贴（善款）在耻辱的废墟上重建起来的。它们并未朽坏，或是崭新的，结实的能把起重机吊臂搪断，本可继续造福人民，现在却要被毁了。这样地毁建筑，在人类社会，除过他们在文革“破四旧”，还不曾有过。  他们所说的“极端主义”，究竟与这些建筑有何关系，至今也未对人民讲清楚。他们是讲不清楚的。在御用笔杆子们造词时，这问题就悬而未决。“恐怖主义”这词，因当权者们恐怖的使用，现如今已臭名昭著了。作为“恐怖主义”的一种附属说法的“极端主义”，或是他们所谓的“三化”“两热”，与建筑关联的理论也无法成立。可左的毒，像是眼下害人免疫力的新冠，使他们失去政治理性，还在奔着建筑“反恐”。  他们要把建筑改成古式。  可为何是古的？我想，对他们来讲，只要不是新的！因为新的，都是“国外”的舶来货，正是他们所反对的“洋葱头”。这样就只剩下了古的可选择。而古的，在他们看来，正是正经八百的“中国”货。  也不是真正的古的。他们并非一心一意把建筑全给复古，——他们根本没这种端庄的乜贴（善举），而只是要对它枭首，加一个在他们看来是“中国”的标志。  可为什么，全国的建筑都可以是“现代化”的新式，而唯独让一个信仰群体、少数民族的建筑，改造成假古董呢？亲爱的“公仆”们，你们能告诉你们要服务的人民这是为什么吗？或是我们换一种说法，一个主体民族，自己的建筑现代化，却要以行政命令让一个少数民族，在建筑上改成已被他们自己都抛弃的他们祖先的传统古式，这是为什么？  这些建筑，因他们简单粗暴的“张冠李戴”，不是被改造，而是被毁了。待到左风消歇，他们退出历史舞台，被扫入垃圾堆，老百姓还要再把这些奇丑无比的怪物重新改建，到时又要花费一大笔钱。  在这里，我并不想与他们争夺公理，只是想把这件事写下来。  把它写...

 毒疫成了世界性灾难。人们成批地染病，成批地死去。  在灾难声中，有许多的对灾难的解释。这些解释，像是先生开的一道道治肺炎的方子，成了精神灵药。  有把这灾难解释成造物主的惩罚的。说是穆斯林被真主赶出了清真寺。从信仰者的角度看过去，天房止住了环游；不只是穆斯林，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也闭门落锁，教宗方济各面对空荡的圣伯多禄广场祈祷，——这些场景，确实像是人类遭了天谴。  听说西班牙人，不分信仰，在广场向造物主下跪认罪了。既然认为是天谴，这下跪是必不可少的。跪下低头那一刻，想到的必然是人类罄竹难书的累累罪行，还有自己的过错，膝下就更觉沉重了。  有提议做忏悔的。看是究竟哪一样罪行，招致了这样惨烈的惩罚。就决心悔罪，希望造物主看到，而止住灾难。  有互相庆祝的。我见有中国人拉起横幅，庆祝美国染病人数突破十万。这彼此数量上的“攀比”，是看谁的罪孽更深重一些。染病的多一些，死的多一些，在这罪有应得的解释中，都是报应。  也有不怕染病的。在毒疫最严重的某日，我去买菜，见一位穆斯林，身穿长袍，手拿泰斯比哈，身上散发着浓烈的香水味，满面春风，裸露在戴口罩的人群里。我想他是不怕染病的，他可以托靠，这对他来说也是个得舍牺得（牺牲）的机会。可我还是担心，他一旦因此不幸染病去世，见了主，会被判个借毒自戕，就得不到这舍牺得，而白死了。关键是，他的染病还会牵连到无辜的人，——他的家人，这些与他一起买菜的人。  ——还有许多对这灾难的解释。  这都是治病的药。  待到以后再研制出疫苗来，两味药，有解毒的，有治精神的，这灾难也就能圆满结束了。  我也想从中讨一味药来吃，以解这心病。可总觉得它们，没有一味能对症。  若这灾难是造物主对人类降下的惩罚，可为何，那些该死的人不病也不死？他们是人类社会的渣滓，本应是最该吞咽这毒，并暴死的人。可我见许多善良的人，善良的族群，在这灾难里成批地倒毙。若这之后，紧接着就是世界末日，那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人类社会的渣滓，还是会随着世界一同毁灭的。可这之后若没有世界末日来临，这些恶人还在朝斯夕斯，幸福地活着，那这对灾难的天谴报应论就不可理解了。  这灾难为何就不能是来自恶魔呢？ ...

 来到曲阜的次日，我自北门徒步去游孔林。  路尽头是一座明代木制牌坊，坊额上写着“至圣林”三字。这教人想到刘智的《天方至圣实录》。因这伊斯兰汉语表述的缘故，就对这坊额上的“至圣”有所认识，即孔老先生是中国的圣人中品级最高的圣人，是最能代表中国的。想到当下的“中国化”，从他们搞同化的决心来看，似乎是儒家的忠实信徒，借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便是“死忠粉”，是教人不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们就是曾经“打倒孔家店”的人。  进了孔林二门，放眼望去是一大片林子。右侧是二十米高的西周鲁国城墙残垣，垣外是一条小河。据《史记》记载，孔子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水经注》上说，泗洙两条古水在曲阜城北汇合又分流。鲁人借河护城，葬孔子于城外河边，应该就是眼前这条河了。可孔子死后“墓而不坟”，即无高土相隆。待到汉代遵孔，设石台标记墓址，已过去三百年，难免存在误差。对这墓而不坟的道理，中国人原先是不知道的，直到两千年后才明白。  在中国做圣人是件危险的事，因为还有无数人要做上帝，即便做不了上帝，也要做上帝的儿子——天子。这些要做上帝和天子的人，对于做圣人的人，活着时盼着能早点死。鲁哀公闻孔子死，诔文说：“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子贡就说他，生不能用，死而诔之，非礼也。也就是，人活着不用，死了急着吊丧，虚假的意思。死后，又想着从坟中扒出来，清算他。  一九五二年，毛泽东来孔林观赏这垒黄土。随行的许世友在一旁说，“孔家不愧为全国一号地主，一号贵族！”。  文革开始后，据说，康生把北京造反派头头谭厚兰找去，让她去曲阜造反——  “到那里，该砸什么就砸什么。”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红卫兵站在墓前，齐声读毛泽东语录：“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笤帚不倒，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作为扒坟破土宣言。绳索套在“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碑上，一声呐喊，巨碑轰然倒下，砸在汉代石台上，断为两截。革命小将们一拥而上，用锤子把断碑敲成碎块。而后扒坟。可掘地九尺，也未能找到一星半点骨殖。原来这就是孔老先生墓而不坟的道理。想到这里，我对老先生，还有料理他丧事的子贡，由衷地钦佩。他们是预见了今天的中国。  扒坟后，十万人聚集曲阜召开“彻底捣毁孔家店大会”，向毛泽东发去“致敬电”——...

  安然（崔浩新）在除夕夜被带走。       我自那夜就想为他的失去自由写点感触，可心底像枯井，不生波澜。或许是因见过太多的失去自由，甚至失去生命，就对他的失去自由没有特別的感觉了。我想这是麻木，是鲁迅所说的奴隶的心。就是人像了对不自由习惯了的奴隶，——人对于自由，最初是被侵犯毫厘也要反抗的，可后来不自由久了，就没有了感觉。这全是因为人能够习惯的缘故。由此看来，从自由人变成奴隶，是极容易的。       记得某君说言论无用。他的意思是，言论不能改变现实。言论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一个人没有这人的权利意识，只讲求功效，这也是奴隶的心。况且言论并非不能改变现实。我亲见它在二〇一九年，如何在墙外深入人心，形成一股世界性力量，挫败墙内左风的势头，迫其改弦易辙，并从一种巨大的白俩中挽救了回回。       还有，某君见习五一微博对我土葬文章的评论，就说，“这个话题如果继续发酵，不排除会出现‘沙化’式土葬改革……”。这认为言论会让自己处境变得更糟糕的想法，还是奴隶的心，——担忧这会毁了我们已经很稳定的奴隶的生活。若我们眼下的遭遇，真如该君所说，沉默就能躲得过去，可就太好了。我们只需闭嘴，屏住呼吸，就能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了。可据我所知，这次三部门联合印发文件时，穆斯林并未说过一句话，习五一也未发过微博。不只是这次，以往的每次白俩都与我们说话无关，而以后的白俩也不会因闭嘴就不再来。       我发觉这是患上了习五一恐惧症。这里我要为习五一他们说句公道话，——此前我也说过，在这几年轰轰烈烈的革我们文化命的运动中，他们奴才的资格都没有。他们只是一群，柏杨笔下所说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样丑陋的人，以前有，以后还会再来，——这是他们这个群体的劣根性所决定的。在他们这类人身上，无须浪费笔墨。我以前用在他们身上的一点墨水，不过是指东说西罢了。若是认为，他们这群奴才资格都没有的人能撬动国家公器促成什么改革，就是从奴隶心底生出的一种恐惧导致了精神错乱。       “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我们就只有这两种前途。       想起安然被捕前私下...

      听说甘肃有染病的回民逃跑了，又被抓了回来。我很理解他的逃跑。他的逃跑，决不是因怕死。穆斯林因对复生日的信仰，是“视死如归”的。“归真”，就是回到真主那里。他的逃跑，是因怕死后被火化。这是来自他的信仰和习俗的本能的抗拒。       先知默罕默德（愿主赐福他）曾参加一个亡人的者那则，他来到坟坑前，向着亡人的头部撒下三捧土——撒下第一捧土时，念经文：“我从它（泥土）上造化了你们”（20：55）；撒下第二捧土时，念经文：“我把你们放回它里面”（20：55）；撒下第三捧土时，念经文：“我在复生日从它上取出你们来”（20：55）。（《伊本·马哲》）这就是我们穆斯林的信仰。还有，真主用乌鸦以土掩埋同类，启示阿丹的儿子嘎比勒土葬哈比勒（5：31）。       伊斯兰的丧葬原则，是实行土葬，反对火葬，在迫不得已时允许水葬。即便是水葬，伊玛目艾哈迈德主张，在船上归真，若能找到停靠点，哪怕停放尸体一两天也应该土葬。若短时间内找不到停靠点，怕尸体腐坏，迫不得已才可以水葬。而伊玛目沙菲尔主张，应该把亡人绑在两块木板之间，放入海里，让海水冲到岸边，由岸上的人来土葬。（见鲁亚尼：《بحر المذهب في فروع الفقه الشافعي》，贝鲁特，1971年版，第二卷，第544页）归根结底，是要土葬的。       伊斯兰反对火葬，还因先知禁止毁坏人的遗体。阿里在遇害归真前，禁止人们毁坏凶手的尸体，他传述圣训说：“即便是对待咬人的狗，也不能凌辱其尸体。”（伊本•艾西尔：《历史全书》，贝鲁特，2005 年版，第 616 页；另见侯赛因·努尔：《مستدرك الوسائل و مستنبط المسائل》，贝鲁特，1991年版，第十八卷，第256页）而火化，在穆斯林看来就是对人的遗体的一种毁坏。从宗教来讲，火葬是印度教的传统。天主教和东正教的复生日神学也认为，火葬——对死者遗体的焚毁，是对上帝旨意的隐形对抗。这已牵扯到不同宗教之间的信仰问题了。       土葬与防疫并不冲突。穆斯林有着悠久的与瘟疫对抗的历史。公元1020年，伊斯兰医学代表人物伊本·西那，在人类医学史上，在他的《医典》中，率先提出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并提出了隔离...

 近日见杨凤岗先生转的他在端传媒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新疆问题的症结是什么？能走出困境吗？》。读罢，我想到的却是罗素在《幸福之路》中的一句话：乞丐并不会妒忌百万富翁，但是他肯定会妒忌收入更高的乞丐。这是我对杨先生文章最朴素的感受。让人离开了学术和时评，还有他的问题，只来到罗素的这句话上。我想，杨先生就是这乞丐的心态。就是在当下中国，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的心态。或是两个倒霉鬼，一个倒霉鬼妒忌另一个倒霉鬼还不够倒霉。  如前年我在那篇关于中国化的文章中所说的：在宗教“中国化”的执行上，伊斯兰与基督教并驾齐驱，在东方古国的土地上策马扬鞭，卷起遮天蔽日的尘埃，引来万国瞩目。实际上就是两个倒霉鬼，撞到政策的墙上。杨先生文章以美国法案来开篇，以斯大林民族政策来解释穆斯林问题，就是在这万国瞩目之下，一位基督徒对穆斯林所受到的关注度的妒忌。说，穆斯林的境遇并没有外界所认为的那么糟糕，反而要好许多；即便是有不好的，也有不好的道理。  杨先生忽然痛恨起斯大林的民族政策，并关心起国家的稳定和统一来了。这本不是他的风格。见他的“族教捆绑”说，教人想起习五一的理论。又想到王柯的《二重的忠诚——白寿彝与开封的故事》，对此，我曾写过一篇《王柯的“教民分离”》。现在看来，他们——无神论的、民族主义的、基督教的——都有改变穆斯林传统历史叙事、解构穆斯林族群的远大志向。  而杨先生的志向尤为远大，要通过基督教的传教来解决新疆问题，乃至西北和全国问题。他说，“对于回族维吾尔族中基督教传播的抑制，对于少数民族个人改信其他宗教的打击，实际上强化了「民族与宗教一体」的观念”“新疆问题的症结是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失误长期积累的结果”，并认为“新时代”的“纠正”——也就是转化班——太生硬，建议放手让基督徒对穆斯林传教，以解决问题。就他们比穆斯林好不了多少的惨状来看，似乎是被迫害的发了疯。  这并不是从一个拥有多元文化和不同族群的现代国家来看的，与国家的统一、法治、自由和未来无关，而只是见到了穆斯林族群从中得到了“好处”。仅此而已。这就是杨先生反对的原因。从乞丐妒忌的心态来说，他并不去看，在一个国家，一个族群得到了一点好处，是件让人感到高兴的事——或是像他们所声称的博爱，并向着国家制度的建设上，去追求自己的自由和权利，去为所有人开创和建设一个美好的未来，而...

有的人，不论什么，也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大清乾隆年间，花寺与哲合忍耶发生教争，官家介入，几乎灭了其中一派。有人就从这“官家介入”中寻出好处来，说是给教争一个教训。对一个群体的斩草除根，还有文化灭绝，——在这官家对百姓的罪恶中，还是能寻出好处的。这种对问题的解释，像是一副药，吃后给人安慰。似乎感觉乾隆年间屠回的灾难不怎么沉重了，官家的面目也好看了许多，不再那么狰狞。而唯独对这教争感到愤恨。 灾难越是沉重，他们就愈能从中寻出好处。之一是什么，之二又是什么，能列举出许多来。这是一种奇特的解释问题的能力，找出灾难存在的合理性，来证明它的好处是什么。 这不简单，毕竟灾难里没有好，只有对人的祸害，对自由、人权的践踏。在这没有好的灾难里，灾难的存在越是不合理，制造灾难的罪行越是天理难容，找出其中的好处，就愈能显示他们解释能力的强大。因为灾难有了好处，它的存在就有了意义，让遭难的人觉得是遭了天谴，是自己罪有应得。 这套解释问题的学问，在多灾多难的当下尤为盛行—— “整改的好处”是，给攀比建寺一个教训。“去极端化”的好处是，消除“偏激思想”。“去泛清真化”的好处是，打击假清真。 还有“中国化”“去沙化”“去阿化”，每一样，他们都能从中寻出好处来。 不同的人，站在不同的角度，好处也不同。搞教争的人，见到了铲除异己的好处。“积极分子”，发现了奋斗的目标。读书人，做起了“中国化”的学问。就连我在某地的一位邻居，也找到一份线人的差事，每日汇报寺里的动静。前段时间，某报刊登了一篇反映我们现状的文章，标题用语写的是“ Boiling us like frogs ”。我想，我们不会死在温水中，而是死在这诸多好处里。 二〇二〇年一月六日

 灯下无事，想起这要结束的一年。  记得去年此时，遥想来年，是令人心忉忉的不确定性。  如今一年看下来，已见这风潮之烈了。但不管如何烈，一年还是要结束的。历史上，也没有一年是不结束的。年复一年的结束，送走无数的人和事，还大地清净。那些让人喊他“万岁”的人，都死了。还有那些要万岁的王朝和主义，最终，也没有一样能万岁的。这是光阴的定律，是真主的统治——  “委实一些月的数，近在主的跟前，在他造化天地的日子，是在主的克塔布里边定的那十二个月。”（九：三十七）穆圣说：“真主说，——我就是光阴。”真主作为光阴的统治，使一切存在，不论是谁，多么不可一世，终将会被时间翻过，而成历史尘埃。这光阴，使历史以一种线性，由创世到末日，滚滚向前，推陈出新，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万物非主，唯有真主。  ——关键是，在光阴面前，丑恶是无法持久的。  所以，见这一年要结束，心里反而为这时光的流逝感到高兴。让人尤为高兴的，是在真主的援助下，全世界追求正义的人士，通过不懈努力，挫了恶风的势头。——“他们在今世应受出丑。”（五：四十二）这是今年最为值得记念的。  这一年，我是荒废的——  今年不大写东西，约莫只有三十来篇杂文。这点杂文，有的是不必要写的，而必要的又未写好。最后两篇，一篇是《毁建筑主义》，一篇是《答某君问》，又违了他们的规。那违规的红日，算是一个句号，结束了这一年。  可我是从来不顾这红日的。鲁炜还在中宣部副部长的位子上时，某日他的网信办给某传媒发来书面指示，删我一篇旧文，大动干戈。还有习五一，迫使中央党校官网删我文章。——自一六年风转向以来，我的文字就成了毒药。但写过发出的东西我甚少再看第二眼，根本不管删存毁誉。  ——想起共识网、中穆网等已阵亡的文学园地。  所要说的，一任它怎样浅薄，还是要说的。  给这无声的中国一点声音。 二〇一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