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世論

      北京的秋季，牛街礼拜寺月台上落着几片枯叶，大殿前的黑条凳依稀点缀着松柏掩映的日光。我伫足瞧看着。身旁有一位朵斯提，身材消瘦，头戴白帽，说话带着一点东北口音，他把我拉到那黑条凳前坐下，问道：       “看你像是阿訇，我这有个问题，想了很久也想不通。古兰和圣训明明禁止穆斯林自相残杀，可为什么这样的事在穆斯林世界禁而不止呢？巴沙尔屠杀人民，塞西镇压穆兄会，伊朗与沙特勾心斗角，这究竟是为什么？”       “因为‘权力’，”我说。“你不拥有权力，自然就难以理解它的罪恶。别的不说，就拿这清真寺来讲，倘若你是寺里的阿訇，官家让你升国旗，你升还是不升？国民是可以爱自己的国家的，但这种强制性的表忠心，与爱没有一丁点关系，只是胁制和形式主义。况且国家与宗教各自都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国家拜的是地上的权威/凯撒，宗教拜的天上的权威/神，国旗作为国家和其所崇拜权威的象征，向它致敬，对宗教信仰者而言有拜物之嫌。这种对宗教的“中国化”，也让神圣的寺院斯文扫地。       “你要设身处地的来看。一方面是你阿訇的职位，一方面是国旗。倘若你不拥护，就可能会丢掉这职位。它从表面看去就是一个杆子挂了块布，而你阿訇的职位却是切实的权力。你不要它，要它的人比比皆是；而要保住它，似乎也并不繁难，退一步就是了。这国旗你升还是不升？       “信仰与现实，就是未见（艾布）与眼下。后世就是你对未见的信仰，它远在死后的不可知世界。你还未死，还活着；而活着的眼前，是昭然可见的现实。故而，人对真主的信仰，在现实面前总是一触即溃的。可这正是真主要的，就是用未见的事物来对换你在现世所拥有的看得见摸得着的一切。       “这只是升一面国旗，在以前文革和宗教改革中，以及在现在针对我们的这场社会运动中，有着许多能将人的伊玛尼连根拔起的内容。你扪心自问，你所拥有的一切，有哪一样是可以为真主割舍的？       “真主说；‘你说：主啊！掌权的主啊！你把权柄给你所要的人，与你从你所要的人那里拿去权柄。’（3：26）这段经文阐述了权力的本质。我们中许多人为了芝麻大的一点权力，廉耻、道义、信仰皆不顾，卖教求荣，...

      惨白可怜的一弹打在文物上。       现在它换回一纸文告，将整改对象逐出文物范畴，成为他们轰毁清真寺的利器。经此波澜，整改换做重建一栋正经八百的“中国式”建筑。这真是印证了东方多难兴邦的古价值观。不比以往那些被改造的丑物，它在被毁的运动里被设计的堂皇富丽。原本的一出意识形态的破新立旧的独幕剧，现在被演的如此繁复和庄严体面。       其实手握权柄的他们，毁掉建筑是手到拈来的事，甚而核平这颗星球都没人能阻挡的了。但他们既已做了横行不法的魔鬼，就不该再假扮上帝站在伟光正的立场上了。选边站的穆斯林尤其如此。在这艰难的时景，穆斯林左右寻找生存的法子，而“真主只依各人的能力而加以责成”（ 2：286 ），作何选择是人的自由。但既已站在魔鬼一边，——不论被迫或情愿，就不该再自诩伟光正，并为不义辩护。真主在创世时就已把这分清，黑暗与光明有冰炭之殊（ 35：20 ）。改造的再堂皇富丽再美，也不能赋予清真寺以正当性。       在大洪水后的新世界，真主命易卜拉欣和伊斯玛仪（ 求主赐福他们 ）立起天房。       两位圣人，从山区捡来石块。易卜拉欣修，伊斯玛仪给他递石头。当他们立起天房的根基时，捧起双手说：“我们的主啊！求你接受我们的敬意，你确是全聪的，确是全知的。”（ 2：127 ）故而这第一座清真寺的根基，是两位圣人虔诚为主的举意，而真主也只接受这样的举意。它极其简陋，却在真主那里有着崇高的价值。       后又有穆圣（ 求主赐福他 ）亲手建的库巴清真寺，是由几面泥墙组成的，真主说它是一座“从第一天起就以敬畏为地基的清真寺”（ 9：108 ）。       由此可知，清真寺作为真主在大地上的房子，是立于敬畏的。       对清真寺的“中国化”，无非是从意识形态上把它的某些建筑内容视为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的象征，先摧毁再改造的针对特定族群的一场社会运动。枭首去尖的“中国化”清真寺，就立于这样的动机。       这动机使人联想到历史——他们先是在文革以破旧立新将清真寺几乎全给毁了一遍，而今则又要...

      凡事都得求一个塞白布，若没有，天都会塌下来的，何况是一座寺。       记得白寨拆寺时，滇人看过拙作《见百姓要豁出命》后，在文下留了几个掷地有声的字：“接下来看我们的”。我对他们深信不疑，借形而上的说法，那就是红土地上成长起来的真主的骄子，要比其他土地上的更值得这个稳迈骄傲。在那办学时就发觉，但凡本地的学生，学成后是一位好阿訇，学不成则是一位好乡老。可这红土地黄土地的说法，毕竟是形而上的虚论，究其实质，归根结蒂还要落到人的伊玛尼上。伊玛尼有着繁复的内容，其中的核心就是诚信——诚信真主是真实的，诚信后世也是真实的。正是这诚信塑造出我们稳迈的一种伟大的“民族性”来，这里面有正直、善良、真诚、勇敢和爱，也就培育出一颗斑斓的灵魂。这样斑斓的灵魂，使人想起马纪堂先生讲的陈克礼遇害前与狱卒的问答——       “你要不要饱吃一顿？”狱卒问。       “我不想吃，我要念一遍法提哈。”       “什么是法提哈？”       “《古兰经》的首章。”       “不行！死到临头你还迷信宗教？”       “叫他念，叫他念！”站在一旁的监狱长说。       这就是诚信。诚信并不只是口舌招认那样简单，它是生命不到最后一刻不见分晓的一场旷日持久的考验。它是无神论者费尔巴哈的那条著名的“火溪”——对宗教合法性提出的根本性挑战，凡信仰者都是要穿涉过去的。在这穿涉的过程里，宗教在许多人那里成了人类现实关切的一种巨大投射。亦即许多人未能渡到彼岸，他们对真主的诚信像是风中的蒲公英，掉尽最后一根冠毛。现在，宗教丧失了最后的真实。面对费尔巴哈的这场对宗教的“哥白尼式的革命”的思考，信仰者纷纷淹死在火溪。       故而，谁是真主的骄子并不在于水土，还要看谁的伊玛尼的根子更坚忍不拔。滇人说“接下来看我们的”，这并非是说他们就比别人更豁得出去，而是会为留住自己的寺尽到人的一切塞白布。这既是真主对他们的考验，也是他们在向真主索求，以及主动去维护自己作为国民的权利。圣人说：“在我之后将出...

      在荒诞的光阴里，真实就显得可贵。       塞缪尔•詹森说过，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可我觉得，只要人能表里如一的做一个爱国主义的无赖，不论是盲目的还是理性的，至少不荒诞。即便是爱的党国不分也无伤大雅，只要爱的真切，有深厚真挚的情感。人生而自由，人各有志。而戴着枷锁的奴隶，在心底只有对奴隶主的恐惧，美丽的庄园是他的黑牢，却藉着一种斯德哥尔摩病而赞美和爱了起来。这赞美和爱的声音有多响亮，心底也就有多恐惧。这赞美和爱和恐惧就是荒诞。       我虽然能理解这荒诞，但因整个回民圈子都弥漫着这种扭曲人性的病毒——铺天盖地的歌颂，也就油然生出对它的厌恶来。其实，倘若他们没有觉得恐惧，真能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也比这荒诞要好许多。       这荒诞是与诚信/信仰者的人格扞格不入的，真主要从一些考验中提炼出伊玛尼的真实来，最后“惟带着一颗纯洁的心来见真主者”（26：89）才会获得成功。这颗纯洁的心就是爱的真实，恨的也真实，没有尼法格。当然这在我们这荒诞的光阴里就是“幼稚”了。       陈克礼的一位学生和我谈起他时，总是说他政治幼稚。运动来了，形势变了，而他还是未变；就是到陈尸汝河河岸时，他还是他。—— “我使他们成为真诚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纯洁的德性——常念后世。”（38：46）反观他的某些学生，运动一来就转脸变作批斗老师的红卫兵。后来，运动过去陈克礼被平反，他们又拾起学生的名分来写了许多缅怀的文字。这就是“政治成熟”了。可不论是从伊斯兰的宗教伦理来看，还是从黑格尔对人精神划分的终极一环理性——自我意识建立起来的对自我的确信来看，这“幼稚”才是人的真实。       这“幼稚”不是不成熟，恰好相反，它是将人从不成熟状态解放出来，是真正认识到现实后的面向真理的心之真诚。这真诚就是表里如一。我们的贵圣人是表里如一的，四大哈里发是，四大伊玛目也是，穆斯林的历代先贤相信也都是。伊斯兰史正是由他们的这种真实谱写的。倘若他们也都像我们这样荒诞，伊斯兰就没有历史。       政治的运行与感情无涉，它是政党统治社会群体的决策的过程，以及一套执行政策的机制。那些试图...

      我们又看见了巴勒斯坦的血和泪。       由是而知库什纳的“和平愿景”是充满血和泪的噩梦了。内塔尼亚胡的加紧殖民/种族隔离，是对去年与以关系正常化的几个阿拉伯国家劈头盖脸的讽刺。       现在以色列国防军在加沙边境集结，只等一声令下就进去屠杀了。内塔尼亚胡5月5日组阁失败后，反对派要与阿拉伯少数派联手组建新政府，这让面临腐败指控的他陷入政治危机。他为将危机转移，以及笼络极右派、让几位极右翼议员加入组阁，就在耶路撒冷旧城的大马士革门外广场和阿克萨古寺挑衅滋事，造成国家紧急状态。这时他等着哈马斯的火箭弹来袭，以将以色列人从睡梦里拉入到战争的紧张感中——人们仓皇躲进地下室。然后是对加沙这座露天监狱的高科技炮火展演，然后是哈马斯被痛击后的反击，就这样重塑了巴以历史经典的可怕循环。       现在内塔尼亚胡牢牢掌握了战争主动权，可任意空袭杀人，也可从地面立即就发动一场加沙战争。其实并没有什么战争，这就像是在西部片里的一场力量悬殊的杀人对决。梅卡瓦坦克是专门针对巴人的投掷物设计的，而它的炮弹能穿透任何装甲，也就能毫不费力地穿透巴人身上穿的布衫。       屠杀在进行，阿拉伯世界各种古的新的招数纷纷使出来。       苏戴斯向真主祈求：“主啊，求你保护远寺。”约旦的青年赤手空拳冲破封锁线去西岸。科威特驻联合国代表在会议上舌战以色列代表：“若你还有一点人性，就即刻滚出这个大厅。侵略者！杀害儿童的刽子手！”埃及军方宣布，向加沙派出十辆救护车。埃及宗教领袖发表电视讲话，用经文回击：“你绝不要以为真主忽视不义者的行为，他只对他们缓刑到瞪眼的日子。”（14：42）知识分子纷纷拿起笔，揭露以色列的暴行。穆斯林世界一片抗议和谴责之声。       现在的我们，有笃阿，有冲破封锁线的青年，有嘴，有埃及军方的十辆救护车，有末日威胁，有诅咒，有揭露暴行的笔，有抗议和谴责的吼声，古的新的招数样样都有了，真是大可乐观。       真主是会应答人的求祈的，但若是没有应答，那就是所求的不真实。自1948年巴勒斯坦土地被‎蚕食以来，阿拉伯人就没断过祈...

      多事之秋，斋月如期而至。真主的常道，雷打不动。历史的齿轮，严丝合缝，从创世碾过顿亚上的一切直奔末日。创世与末日，这伊斯兰史观，击破所有的痴心妄想，将天地的国权归于真主，庄严地的宣告审判日的临近。不论“旧约”还是“新约”，就像这莱麦丹，约期被注定在历史的时间线上，分秒不差，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一个人的斋月，每日坐静、礼拜，每日封印古兰一卷，每日独坐阳台敬候晚夕地中海的凉风和开斋邦克的讯号。这样的按部就班，这样的清静，以前从未有过。这清静会让人沉浸在往事中。——人终究是无法归去尘寰外的。更长漏永，想到被埃及英国殖民当局流放到法国的穆罕默德•阿布笃。流放是一种横暴的刑罚，它将人从其故乡割离。在这漫漫长夜，无数人因他们的穆斯林身份而被“流放”。暌违的故乡，使鲜花盛开的异国成了苦寒之地。窃以为伊阿提卡弗（坐静）这项功课，是在塑造主仆之间一个深入交谈的氛围。房间阒然，心底却是波涛在翻滚。       阿穆尔大寺的泰拉威哈只礼八拜，可每拜二十分钟，像是给亚迈台日子的站立，让人筋劳力尽。以阿语为母语的伊玛目，读起经文来张驰有度。维特尔拜的笃阿（另一种形式的古努台/敬畏真主的求祈），引起跟拜者山呼海啸般的回应。这里是非洲大地上建立的第一座礼拜寺，是阿拉伯人从希腊人手中解放埃及的象征。大殿的位置，是当年阿穆尔的中军大帐。拜占庭总督居鲁士，从巴比伦堡上望着城下12000名阿拉伯士兵，手握65000名希腊守军恇怯畏战。最终双方签订《亚历山大条约》，拜占庭无条件将它在北非最重要的行省割让给阿拉伯人。现如今，三十年河西西起东落，西方并未如斯宾格勒所断言的没落，阿拉伯倒是跌到历史谷底了。       拜后，我走出寺院，见商贩售卖桑葚，就想到幼小时候。记得自己是在桑葚成熟的时节开始封斋的，现如今几乎已是回历的一轮。在故乡旧居的墙南有棵桑树，第一次封斋时因顺手摘了树上的果子放入嘴里而放弃。开斋时却听父亲说，忘了吃头牛也不坏斋。次日又跟着大人起斋，正是昼长夜短的时候，太阳总是不落山。母亲说我开斋时会饿的吃不下东西，要单独给我做点吃的。那是山东的老式鸡蛋汤，我跟在她身后，见她炝锅后，把打散的鸡蛋擞落在锅里，立刻泛出蛋花来，看上去真是美味佳肴。可当寺里开斋的梆子响...

      在一个法治国家，百姓伸冤的法子有许多。见回民在“中国化”面前维权的艰难，蓦然想到美国的“国旗致敬案”。这桩案子也是一个宗教少数派的“维权”，可它的过程与回民全然不同。美国是个移民国家，有着比中国更复杂的族群。它同样也搞爱国主义，但不是去拆清真寺的圆顶，而是建立免费的公立学校系统，让来自五洲四海的移民通过它成为“美国人”，即一个“美国化”过程。这其中有一项内容是向国旗致敬，学生对着国旗，将右手放在左胸前，宣读《效忠誓词》：“我宣誓效忠美利坚合众国国旗及其它所象征的共和国，国家一体，自由公正与我们同在。”       照理来说，这种爱国主义比对回民的“中国化”要温柔的多，信教群众完全可以忍受。可在1936年的一天，宾州麦诺斯维尔小学的威廉和莉莲拒不向国旗致敬，因他们家是耶和华见证会的信徒，该会只信耶和华为独一的神，反对三位一体以及任何形式的偶像崇拜。两个孩子认为国旗是某种偶像，就决定不再向它致敬了。可向国旗致敬是宾州的州法和校规，校方在劝说无效之后将他们从学校除名。       两个孩子不能再读免费的公立学校，而他们的父亲戈比蒂斯（v. Gobitis）又没钱将他们送去私立学校。这时，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决定帮他家打官司。戈比蒂斯向费城的联邦地方法院控告麦诺斯维尔学校侵犯他家的宗教自由，法院认为向国旗致敬不能作为学童到该校上学权利的一个条件，于是判戈氏一家胜诉。学校不服，上诉到联邦第三巡回上诉法庭，但法庭仍维持原判。学校仍是不服，再向联邦最高法院上诉。这时，该案已是宗教的自由与国家的权威孰轻孰重的拷问司法良心的大案。美国一大批法学权威签名声援戈氏一家。1940年6月3日，最高法院以8比1判戈比蒂斯败诉，认为国旗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家长应从宗教宽容出发劝说自己孩子服从学校的规定。       判决一出，舆论哗然。报刊媒体纷纷倒向戈比蒂斯，其中《圣路易斯邮报》的一段评论说：“最高法院的这一判决是违反美国原则的，我们认为最高法院已经向普遍的歇斯底里投降。如果爱国情操依赖这样的做法——违反人民最基本的宗教自由——来培养的话，那么，爱国情操就不再是高尚的，而是一种通过法律来灌入我们喉咙的东西。”该判决亦在社会上引发了宗教歧视，就像是“去极端化”和...

      这几年，兴许是做中国梦的缘故，各地都在取消对少数民族的高考加分。贵州前几日对加分做了政策调整后，《光明日报》就发了篇题为《是时候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了》的评论，算是为全国取消少数民族高考加分进行了舆论铺垫。看来这项所谓的对少数民族的优待政策/特殊待遇，铁定是要呜呼哀哉了。主体民族就此实现了对少数民族的“平权”，不会再觉得被“逆向歧视”，他们心理失衡的毛病也就要痊愈了。       若官媒此时说，在对少数民族，在语言、宗教和文化上向主体民族方向的积极同化/标准化教育的过程中，今后已可不负任何代价地进行了，那我是一句话也不会说的。可官媒说的是，“给予少数民族学生一定的高考加分，主要考虑到少数民族学生所处的教育环境，要比其他学生薄弱一些。但是，这种加分多年来遭到一些质疑，有人提出不是所有少数民族学生的受教育环境都比汉族学生薄弱，在城区学习、生活的少数民族学生，接受和汉族学生一样的教育，不存在要补偿教育公平的问题；还有人指出，生活在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汉族学生，受教育环境与该聚居区少数民族学生同样，既如此，通过加分进行教育公平补偿也就该‘一视同仁’”。       官媒的这种教育环境以及教育公平补偿论，显然是未能领悟到加分的真谛。他们以为别的民族在文化教育上要落后于自己，所以本着开化他们的善意，就在高考中多加给他们几分。可从近代新式教育的历史看，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塔城就创办了现代新式教育/扎吉德，早于清华大学，也早于燕京大学。其他几个主要的少数民族接触现代新式教育的历史，即便不早于汉族，也至少是同步的。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回民留学生（其中有阿訇），就在日本设立了留东清真教育会。我想，若是由着这些少数民族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并不会比现在的中国教育差的。       为了给官媒，还有无数争着要对少数民族“平权”的人说清加分的意思，不妨设一个比喻。譬如蒙古族是国家的主体民族，汉族是我们少数民族的一员。国家/政权以蒙古族为民族主体，以蒙古文化为文化传统。可国家的疆域将不相契合的族群和文化区域纳入了进来，这样它就成了一个多元族群国家。政府以蒙古语为国语，设立公立大学及其教育系统。现在问题来了，说汉语的汉族子弟如何报考讲蒙古语的公立大学呢？这种国...

      李贤福老师的《关于伊斯兰学的问题》一文已拜读。多年未见，客从文字来，甚是高兴。这里给予回复——       伊斯兰学是因瓦哈伊而发生的一套知识体系，故而其根本皆是关系终极实在的学问，这我在拙文已说过。其中不必都是自然科学，也可以是社会科学。在伊斯兰黄金时代，那时的所有学科，都是广义上的伊斯兰学。当花拉子米从事他的数学、天文学和地理研究时，他是心怀真主、确信世界是有准则的。这种伊斯兰信念，才是他以及那一时代所有穆斯林学人取得他们的科学/学术成就的关键。我所言的回应现实世界的问题，并不只是“时事”，譬如那时教义学家就知识的定义和万物是否可知——这些最终都要关系到认主上，与一些哲学/思想流派的论战，就是对现实世界问题的回应。因为它们在穆斯林社会造成了思想的混乱，教义学家就必须站出来做出回应。这种回应，全是思想上的交锋，却是由现实世界的问题而引发的。       当今伊斯兰世界的衰败，衰败于这一世界的每一个人。既有学者的不学无术，也有政客、独裁者的无能和凶狠残酷。法国哲学家约瑟夫•德•迈斯特说，“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真主不亏枉人一丝毫。真主遣圣降经，明确法度，厘清善恶，对罪行在经典中给予连篇累牍的警告，这些进天堂的伦理，同时也是在建造一个和平的世界，绝不是像今天这样的人间地狱。关于伊斯兰世界衰败的历史问题，我已在许多文章中说过。这里再说一句：在一个奉行相竞为世界公理的时代，没人可怜失败者。我们的失败，不是西方过于强大，而是自身太弱小。一个穆斯林国家的失败，且不说伊斯兰学者负有从学术上来启蒙人民认识政治、国家和社会这些基本概念的责任，他们至少也负有国民的责任。       真主在经里夸赞有知识的人，他们何德何能受主的赞誉？是因他们不仅可以认识真主，也可以认识真主造化的世界。知识分子往往是社会运动的前驱和中流砥柱，君不见近代人类社会所有伟大的运动和变革，都是先洒知识分子的血吗？就知识分子是“具有相对丰富知识，自由思想，独立人格，对于现实持有一定批判精神”这一说法而言，我们的贵圣人是最具有知识分子的资格的；而在人类史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最早就是指先知；索哈白们同样也是，但他们就是推翻蒙昧社会建立阿拉伯新秩序的人。我...

      人会纵意写些心里话，可它并不适合立即就示人，而应在纸堆下压它几十年。那篇谈伊斯兰学的文章就属这类文字，也是应该压后的。可，你走到一潭死水旁，总会有种冲动，要上前掀翻那块塞途巨石，放它奔流大海。我深知改变人的观念的困难，可在如此环境里，谁还会有闲情逸致去照顾他们的感受，细雨润物地写它几年？不如就直截了当地抛出它来，让他们想去吧！此外，那些反对的人多虑了。这是我自己在无边的黑夜与伊斯兰世界的对话，我想到历史上和现在一些主流学科的代表人士，可自始至终，那些反对的人都未在我脑海里出现过。显然我不是针对他们。我也未对他们抱有希望。文字的搬运工们，不会是伊斯兰学返璞归真在当代复活的学术上的旗手的。不过，他们会是最先站出来反对的人。       在我眼里，法学就是法学史，教义学是思想史，哲学是哲学史，经注学是经注学史，圣训学是圣训学史。——我所见的，是它们的每一个历史演进的细节，直到它们自成学科，再到后来走向学术的异化。在伊斯兰史的时间线上，一切都是清晰可见的。故此，我没有那些单独涉入这些学科的人，对它们的某种情怀和神秘感。       至于伊斯兰学与现实世界的关系，人们在认识上的一个误区是，认为后世独立于现实世界而存在/今后两世的学问是分立的。实则不然，譬如教义学的产生，先是人们无法仅凭瓦哈伊本身就能解决其对真主的认识问题，再有则是在经历过希腊化后的黎凡特/沙姆地区，充斥着各类哲学和神学思想，它们对伊斯兰信仰构成了挑战，故而，就必须在瓦哈伊/古兰的存在之外，开辟一个学科来确定对真主的认识/认主学。因社会问题而生，是一个学科和瓦哈伊之间的区别。我在伊斯兰学那篇文章中说，教义学就得回应当今世界各类思潮，它应始终站在人类思想的巅峰。看似它深入在现实世界/今世里，实则指向的是后世。当我们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进行探讨时，这种探讨在根本上还是对真主的认识，指向的是世界的本质。伊斯兰学的所有学科都是指向终极实在和人的终极归宿/真主和后世的，而后世的全部意义皆在今世。       信士的长官欧麦尔说，即便是幼发拉底河边的一只羊羔走丢，他也会因担心真主的拿问而坐立不安的。现如今，你们不只是一只羊羔走丢了，我粗略统计，二十年来，这一世界有156万人在战乱中死于非命。伊斯...

      某君来见我，说他正随阿拉伯一位教授学习圣训学和古兰学，说是有二百余种书籍，十年方得入门。他虽自谦说尚未入门，却又把它们说的神乎其神。我听后忧心忡忡，觉得当今伊斯兰学比自己预想的要糟糕许多。历史上对圣训和古兰的注释/研究恒河沙数，将它们作为闲暇时的读物尚可，若是当做教材来讲授，勿说十年，至死也不会讲完。若他有幸在有生之年走进这门学问，在这种灌输式教育下，我想他难以再有自己的思想了。他的一生，只是在背负这些文字。我知道沉浸在一门学问中的甜美，记得在寺里跟老师过一本经，尤其是当用的是经堂语和手抄本时——困难度和陌生感的增加，往前推进每一页面都会教人欣喜。现在的汉语穆斯林追求阿拉伯文化/钻故纸堆，想必也会是这种情形。可是，学术的目的是什么？       以学术为业，就得揭示现实世界的客观事物、回应社会问题。譬如历史学，贝奈戴托•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言下之意是，一切历史研究，都要对其所在时代产生作用。若是产生不了作用，像是编年史，就是死的历史。即便是你掌握了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却只停留在方法论层面、整日陶醉于它，而对社会问题都交了白卷，则是跟现实世界绝缘的象牙之塔里的自娱自乐。当学术都能指向其所在世界的现实时，这一世界不论面临多少难题，都能乘风破浪。若学术脱离现实世界，社会问题就无法解决，日积月累，病入骨髓，其所在世界就会动荡不堪，这正是当今伊斯兰世界之现状。像是过去一年的美国，社会矛盾无比尖锐，看上去要亡国，可其现代教育培养的文职官员和知识分子，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找出并解决问题。现在看去，又变得强大了。       伊斯兰学，不可谓不壮观。我在白沙瓦，见有几千家印刷厂日夜不停地印着经书。搬运工忙碌的身影，体现了经学的繁荣。因为对知识的重视，伊斯兰世界有着琳琅满目的学术团体/宗教系统和庞大的知识分子群体，甚至还保存着千年学府。照理来说，伊斯兰世界应比西方世界强大。可据美《外交政策》杂志为国家脆弱性所设的12个指标，以穆斯林为主体的国家，连年来不是红色警戒，就是橙色警告。甚至可仿用一句政治宣传语来表达：穆斯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经济、政治指标都亮起红灯，这说明当代伊斯兰学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空中楼阁，知识是文字的游戏。像是作家沙尔•奥古斯丁•圣伯夫批浪漫主义诗...

      受害者的证词，教人想到鲁迅那句话：“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在孤寂的深宵，沉重的心情将夜幕淹没，怒涛在拍岸，狂风过九垓。       意识形态的把戏，害死过多少无辜的人。血迹未消，而今我们又见着它粉墨登场了。因这次是将枪口对着一个族群，所以它并不比文革公平。回想事情起变化那年，我借着一点话语权，力反所谓的“去极端”。现如今，它已变作一股毁灭性的黑暗力量了。教训是彻骨的。在一个法治国家——不论它姓“资”姓“社”，法律必须止步于人的思想/信仰。搞思想改造之所以会是场惨剧，是因，思想自由是真主赋予人的权利。它既是神授，就不是任何人可褫夺的。它是一种元造，是人的本质。即便是将一个人肉体毁灭，他的思想仍就会是自由的。自斯大林以来，无神论者的造“新人类”已不止一次，可没一次是成功的。       那些声称通过行政手段对人思想进行了成功改造的人，是在满嘴扯谎。人的思想在压迫面前，只会是更加坚固。信仰者被迫去掉头巾摘下白帽，或是被强制世俗化，换来的只会是对真主忠贞不渝的诚信/伊玛尼。穆纳菲格并不是思想改造的成品，他们本就无需改造。思想改造唯一可能的果实，就是制造一桩桩人间惨剧。若它是全国性的，就是国难——文革不远；若是针对一个族群，那就会指向种族问题。无它。       文革时就有制度性腐败，奸掳烧杀，罄竹难书。这是权力失控/无法无天后，必然会有的后果。今天就能免除吗？连年的反腐，告诉了我们一个腐朽的现实；制度性腐败会在罔顾人权的社会运动中一触即发。改造人思想，权力失控，什么样的事都会发生的。现在他们，若是爆出丑陋的罪行来，一点也不意外。       高贵的灵魂为之悲戚。我见他们是不分种族、信仰和肤色的，所以这是一种源自人性的共鸣。反穆/反少数民族的人，在叩问良知的证词面前，仍就不掩其丑态。他们骨子里透着种族主义——他们的文化和国体共同造就的一种低劣的民族性，是人类中的渣滓。几日来的简体中文世界，简直是文字的耻辱。鲁迅说中国人，麻木，没有良心，不足与言。不宁唯是，还得加上柏杨笔下的“丑陋”才行。       使馆前哭“爸爸在哪里”的孩子，请揩干你的眼睛。 ...

      孙玉安先生拿《一诺万钧》来，希望我能为黄万君阿訇写点什么。       黄阿訇的一生似曾相识，在陈克礼身上，在马福龙身上，在虎学良身上，在生于二十世纪初期活在战乱年代牺牲于五七年之后政治运动中的所有为伊斯兰信仰拋头颅洒热血的吾教先辈、烈士身上。       这样的人生，才是信仰者的人生。       一个心中有信仰的人，不论这信仰是宗教还是理想，其所信仰的必然是他的终极关怀。此外的一切，名利，乃至生命，若横于信仰的进路，皆可抛开。戊戌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本可以跑掉，可他没有，因他认为，在如此特殊时期必须有人能为民族为理想牺牲自己，所以我先牺牲。在菜市口，人们往他的站笼丢菜帮子。他死后，黄土把血迹一埋，大家继续卖菜——据说在埋血的黄土上卖菜，生意兴隆。这就是信仰者，死得冷冷清清。但却死得其所！若为理想的人都能有这般气概，那信审判日的人还有什么可顾虑？       为了信仰，一个满拉，衣衫褴褛，在严冬从平凉走到三营。我知道那是怎样的滋味。我经历过平凉的冬天，知道它的寒冷。若是在北塬上，刺骨的寒风将日夜不停地横扫坝子上的一切。陈克礼就经历过坝子上的冬天。有老人对我讲：那娃穷，一年四季只有一身棉衣——夏天把棉衣里的棉花掏出来当单衣穿，到冬天再把棉花絮进去。我也走过从平凉到三营的路，追随着虎学良被押往西湖农场的足迹；而现在，因为《一诺万钧》，则在意识里又多了黄阿訇的身影。       因为政治运动，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学者被困在塞北的青城。       1957年冬，陈克礼顶着刀子一样的寒风在耐火材料厂的路上等黄阿訇。那时，整个中国已没有几个朵斯提，他千里迢迢到塞北来，为的是见一位知己。——我十七岁那年，投学呼和浩特清真东寺。正值冬季，山东未有那种冷，家里带去的棉衣根本挡不住大青山的烈风。这座塞北古寺，为了留住内地来的海里凡，不知从什么年代开始，储存了一批滩羊毛大衣，专供学生借用。陈克礼怎会知道青城冬天的这种冷？身负右派罪名的黄阿訇为了不连累陈克礼，塞到他手上几十块钱，催他乘火车连夜离开。这来去之间，是怎样一番滋味？       中国...

      在和平年代里，却见百姓要豁出命来。       前有文山、鸭子塘，百姓要“用命护寺”，抬着送亡人的经匣到寺门前，以表达拒拆的决心；而今又有白寨，也是寺门摆着一口送亡人的经匣，写着“誓死捍卫清真寺”。       中国的百姓，历来都是惧官惜命的。他们深知官民两者的位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官府门前对百姓就是死地，这是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灵，已化作血脉的一种古老的认识。       抗命在别国是常有的事，像是前不久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到现在这烈火也还未停歇，是寸权必争，一定要官家——实则问题并不出在体制，而是警员个人的一种种族主义行为——为侵犯百姓的权利付出沉重代价的。——民主国家的官僚，也正是被这种抗命锤炼，而懂得学做公仆的。       可中国是例外。       百姓若是被官家逼得走投无路，他们会自杀，也绝不抗命的，更鲜有誓死去捍卫什么。在这“神州”，能活着就是奇迹，活不下去，死则是解脱；至于幸福，——讲人权的地方说的是“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的权利、自由的权利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是中国百姓命里根本就不存在的东西。汉民是这样，回民也是这样。回民尤甚。东方的活着，远比西方的自由更艰难。       回民历来是最惮于官家的，也受官家迫害最深，在历史上就被逼出许多生存的法子来。譬如一座寺院，摆放着历代官家给的匾额，将圣旨刻成碑，——生怕纸质的没石头的永久。化觉寺还有《明成祖皇帝敕谕赛亦的哈马鲁丁护持匾》，写的是“朕惟人心能好善者，必能敬天事上”，“所在官员军民一应人等，毋得悔慢欺凌”。       这些个物件，有给的，有讨来的，有生造的，惟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展示一部回民与历代官家的关系友好史，望不论是谁夺了江山，能知晓回民都是良民，是“敬天事上”的。你见回民眼下的含忍求全，曲意迁就，就是这种历史养成的一种潜意识。像是平凉的回民，是清政府屠杀后安插的幸存者的后代，也就最怕官。       现在百姓能将送亡人的经匣摆在寺门前，写上“誓死捍卫清真寺”，已是对...

      我念经时，常下户家宰羊。       师命难违，穆民有求，只得提刀赴户。       院内一片肃杀气氛——小木桌摆在现场，案头地面上掘开一处淌血的土坑。旁边立起收拾羊的架子，上面挂着明晃晃的吊钩。户主砺刃于硎，发出霍霍声响来。       砺毕，他顺手拎起羊的腿，按在木桌上。再杵上自己一条腿的膝盖，控制的死死的。下刀后，气血四噗；一阵死亡的闷吼，就被丢在血泊。       这一切，被一旁待宰的羊看在眼里。       我想，它该怎么看呢？       这灭绝生命的刑场是为它筹备的。案再齐整，刀再利，钩再亮，也都是夺杀它命的凶具。念经人再温雅，户主再文明，也都是要它命的死神。死神倒还好些，有得则是魔鬼，不只是要命，还要压迫。所以，在羊的眼里，凡是到这刑场上来的人，就足见不是什么好人。       近日中澳两国因一张图片隔空对骂。       中方赵新闻官，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张澳国士兵的图片。显示该名士兵，面目冁然，却手持沾血的利刃，抵住一个阿富汗孩子的脖颈；孩子怀抱一只小羊。附有文字：“对澳大利亚士兵谋杀阿富汗平民和罪犯，我们感到震惊。强烈谴责这种行为，应追究他们的责任。”       这是张由战狼画师“乌合麒麟”PS的假图。       可澳国自己国防部近日披露的报告说，该国军人内部流行一种战士文化，凡是士兵就得杀人放血。据该国大法官布雷顿，对四百余位目击证人的调查取证，这恶文化已致阿富汗三十九位平民和囚犯被惨杀。——赵新闻官曾针对此事在记者会上说：“这充分暴露出这些西方国家所谓‘人权’、‘自由’的虚伪性。”并敦促澳洲等国“停止借人权问题搞政治操弄”。       澳方对赵新闻官的图文感到愤慨，认为一国发言人，借假图攻击别国，是犯了外交礼节的大忌。说图片令人作呕，极具攻击性，极其无耻。说，我国士兵确实存在战争罪，可我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会对此展开透明的调查。不像你国，大规模监禁少数民族，却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