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有句话说：“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人到一个新地方，要了解并适应、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当地的风俗习惯，具有一种在地文化的历史优先权，当地人作为原住民，其宗教、语言和生活方式构成了当地的主体文化，外来移居者当主动适应并尊重这种主体性，涵泳其风化。在国家层面则是历史秩序的优先性，原住民是该国法律、政治体制与社会信任资产的共同缔造者，他们的主场主体性是一种历史累积的文化主权，移民在进入一个成功的现代国家时，应接受其政治体制与宪政架构、尊重这个主体性。主体间性的建立，往往始于对他者主场规则的尊重。唯有这样，外来者的差异性才不会被在地社会视为颠覆性的威胁。
近期，日本社会底层，从川越市清真寺的违章建筑风波，到各社群平台上疯传的文化侵略恐慌，涌动着一股针对穆斯林移民的排外情绪。据悉，日本的穆斯林人口已增至约四十二万人。伴随着这一群体规模的扩大，日本社会的文化摩擦显著升温。本地居民和右翼活动人士对宣礼声扰、特定时段交通拥堵、治安恶化、深夜噪音、垃圾不分类、社区脏乱、违建物等问题提出抗议，认为这些严重影响了原住民的生活节奏，甚而觉得日本传统神社文化正受到挑战。随着排外情绪蔓延，即使是手续合规的清真寺建设规划，在落地时亦遭遇巨大的民间阻力。藤泽市一处清真寺虽已获得政府的合法建设许可，仍遭剧烈抵制。
居日穆斯林诉诸反歧视与文化平权的进步主义话语，试图透过在公共领域的讨论来回应问题，以及透过对不实信息的辩诬来解构污名，但呈现出的却是同本地居民剧烈的言论对立。其实，在同群体情绪的对撞中，试图用言语去纠正对方，只能换来更多的误解。当一个人或一个群体已经预设了立场，任何辩解、证据和澄清都会失效的。高亢的自辩，在已被焦虑和偏见盘据的在地主场舆论中，会被自动过滤为狡辩。因而，移民的安身立命，是无法建立在要求本地居民收回成见的奢望上的，而必须转向主体的内省。
要知道，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任何庞大的信仰群体内部，都不可避免地存在认知参差不齐、素质因人而异、甚至有害群之马的现实。若是听到外界的一点批评就立刻本能地进入防御模式，就反应激烈，奋翼张鳞，怒不可遏，像被踩到尾巴一样，不仅无法解决内部由于文化不适应、法治观念淡薄、认知上闭目塞听带来的现实摩擦，反而会坐实外界对该群体固步自封、无法沟通的刻板印象。不如倾听批评，哪怕是刺耳的批评，也是一种良好的照镜子自省的过程。
若借用哈贝马斯关于交往行为的分析，可以认为理想的沟通必须建基于双方对生活世界基本规范的共同承认。在现实的移民情境中，由于主客关系的客观存在，这种承认往往存在不对称性。当日本保守派网民将在地内隐规范用来对抗外来群体的宗教实践时，双方的对话网络其实已经发生了扭曲。作为外来者，若想建立对话就要主动调整自身行为以契合当地的公共理性。倘使外来者的行为模式完全游离于在地的内隐规范，如日本社会对公共空间音量、不给人添麻烦、生活边界的默契之外时，在地人会产生系统性的防卫反应。可若是移民展现出对当地内隐规范的娴熟习得时，或者说在地化，他就在向周遭释放我是可预测的、安全的、共享相同生活世界的讯号，便能消解主/客、我们/他们的二元对立，让自己去客体化。
我们可以将移民的在地化，看作是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双向的政治包容。过去的进步主义往往将“包容”单向地强加在东道国身上，要求在地人无条件退让，结果反而激化了民粹主义的反弹，让许多民主国家政府被右派推翻，甚而导致极右翼势力上台。真正的多元文化主义，应当是一场双向的政治舞步。外来移居者以在地化和适应体制展现对主场文化主权的最高敬意；而这种主动的适应，则反过来制度性地解除了在地人的防卫机制，进而触发在地人对外来者核心精神信仰的政治包容。总之，没有外来者的在地化在先，东道国的包容就只会流于空中楼阁。居日穆斯林必须深度了解日本的社会规范，主动做好垃圾分类、控制音量，不要给日本邻居添麻烦。真主说：“当亲爱近邻、远邻。”（四:三六）
日本是一个典型的高语境社会，其核心行为准则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这意味着，仅仅不违法在日本是远远不够的，社会对个体的期许是高度的内敛与协调。在日本，行为的分寸感远比言语的宏大叙事更能赢得尊重。穆斯林是否遵守垃圾分类、是否在深夜保持安静、是否积极参与社区清扫，其权重远大于在社群平台上的任何理论上的教义解释和辩论。每一个个体的得体言行，都是在为整个社群积累信用；反之，个体的违规则会迅速变成爆破整个社群信用体系的炸弹。穆斯林要通过展现高尚的个人品德、社会责任感和对他人的同理心以及深度参与地方自治体公益，来传递伊斯兰信仰的正面价值。真主说：“你告诉我的仆人们，叫他们说那最美好的话。”（一七:五三）
现代伊斯兰法学的“少数族群法学”（فقه الأقليات）探讨了穆斯林移民的生活与法理边界，认为在不违背伊斯兰根本核心信仰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顺应、尊重并融入当地的法律、文化与社会习俗。在非信仰核心的社会生活层面，学界（尤其是欧洲法学委员会）鼓励积极的在地化，允许并鼓励参与当地的世俗节日或传统庆典，进行邻里间的礼品互赠与祝贺，这被视为《古兰经》中优待邻里的体现。此外，法学上还将签证、国籍或永居权视为一种社会契约。因为《古兰经》明确命令：“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履行各种约言。”（五:一）。当地方世俗法律与非核心的宗教习惯冲突时，则必须遵守当地法律。譬如：在禁止一夫多妻的国家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在要求公共场所露出面部进行身份验证时，配合摘下面纱。
穆斯林要知道，移居日本这样一个在政治、经济、法治领域交出高分答卷的作为现代化转型优等生的现代国家，是一次巨大的命运套利。社会流行语中有“阶层跃迁”之说，我们可将此称作“国家跃迁”。一个国家的政治清明、法治健全、经济繁荣与社会高信任度，不是自然风化的产物，而是那个国家的先民在数百年间，通过无数次改良、试错、甚至血腥的冲突才淬炼出来的高度复杂的社会系统集成。许多移民的祖籍国，至今仍在为了建立基本的法治、清廉的政府或稳定的经济秩序而挣扎，甚至在动荡与战火中付出几代人的生命代价。避地东洋，意味着一个个体跳过了长达百年、需要无数人流血牺牲去构建制度的历史极其痛苦的阶段，直接降落在一个成品国家，径享其成。这种红利，用国家跃迁来形容甚至都保守了，它是一种命运改写，这是移民该深刻认识到的。
日本社会今天那种让人舒适的环境、高度自觉的社会公共秩序，是日本国民及其先民通过长期的克制、高额的税务、以及对集体规范的极端奉献才维持住的。外来者作为后来者，没有为这个由高昂成本建构起来的精致花园浇过一滴水、流过一滴血，却在进入的瞬间，无差别地享受到了花园的阴凉和果实。倘若在这个时候缺乏敬意，甚至端着某种虚妄的文化或历史优越感，用自己母国那套已经被证明在政治或经济上失败的旧逻辑，去改造或挑衅这个花园的规则，就是认知上的缺陷了。其实居日穆斯林的宗教表达，完全可以换一种低调的形式来进行，不必张扬、制造出格格不入的社会氛围。
倘使移民能认识到这种国家跃迁的意义，其行为逻辑想必会发生根本性的转变的。他们不会再基于人权的一种理所当然感，整天去算计东道国给自己的福利够不够、是不是歧视了自己的某些习俗；相反，他们会感赞真主、意识到我能够生活在这里，本身就是这个国家给予我的最大特权。对所在国表达感谢，摆脱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心态，将是落籍生根的良好开始。有人说，他只感谢真主。殊不知，真主的恩典很少凭空落下，往往是通过人的自由意志来体现的。人作为行为主体作出自己的选择，展现出明确的个人能动性来。虽然真主是源头，但人选择了行善，关键在于这就是真主想要的让他的恩典落下的一种方式。拒绝感谢媒介，本质上是对真主安排这种善意连接的否定。真主通过他人之手将恩典赐予你，若是你对眼前的恩人（媒介）都无动于衷，那么你对无形真主的感谢也必会是虚伪的。无视他人的付出，违背了作为人的基本素养，更不必说伊斯兰伦理了。穆罕默德先知（愿真主赐他安宁）说：“不感谢人的人，便是不感谢真主的人。”（艾布•达伍德辑录）真主的恩典从未悬浮于虚空，它总是借由一双双具体的人手、一份份具体的担当落向人间。
兴言及此，敝人还要多说两句。当下有数不尽的穆斯林到西方世界避难、谋生，实现了国家跃迁。然而，有些获得安全、教育和尊严的穆斯林，闭口不谈感谢，反而传播仇恨。这是因为，当一个人把某种宏大的身份，如“西方”之类的预设为敌人时，他就不再能看到具体的人。虽然这些国家的政府、国民向穆斯林伸出援助之手，甚而穆斯林就是这些国家政治的深度参与者，但仇恨的持有者必须在认知上进行自我阉割，他们不能承认这种善，因为一旦承认，他们赖以生存的仇恨叙事就会崩塌。这种心理其实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变种，他们不相信跨文明的关怀，而只相信博弈、掠夺、对抗、阶级斗争这些东西。而真正的穆斯林，是能够对此识别出跨越界限的善，并给予敬意的回应的。
倘使穆斯林移民在推开门面对日本社会时，能在地化和适应体制，带着对在地主场规则的尊重与配合，懂得珍惜这个国家，那么所谓的文化摩擦、清真寺风波和网络排外浪潮，想必大半都会消解于无形的。承认他者的成功，正视自身群体在国家治理建构上的滞后，是走向成熟的开始。这是一条孤独且高要求的路，它意味着个体不仅需要谦逊，还需要压制住面对误解时的委屈，将满腔的热血转化为日复一日的自我约束和对当地社会展现伊斯兰信仰的正面价值。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国家跃迁的红利，穆斯林是应当用最严苛的公民标准来偿还的。居日穆斯林群体要放下受害者心态，默默努力成为这个国家的参与者、相应承担维护这一公共资本的伦理责任，通过建立内部自律机制、主动向在地社区让渡部分公共事务主导权等来重建信任，在东亚的土壤里开出谦逊而坚韧的花朵。
二〇二六年七月一日